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7月)，以{清代硃卷集成》为主要史料，结合家谱、方志、文集、政书等文献，从科举家族成员的构成，科举家族的经济基础、人文环境、日常生活以及由科举引发的社会流动、科举家族的社会影响等方面，考察清代科举家族的历史，首次提出“科举家族”概念。王跃生<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月)，该书主要利用《刑科题本。婚姻家庭类》，对18世纪中后期中国各类婚姻家庭的冲突形式、原因和特征进行分析，定性结合定量，用数字说话。

有关清代社会重要阶层及基层组织作用问题的研究：何素花《清初士大夫与妇女一一以禁止妇女宗教活动为中心》(《清史研究》3期)，通过乾隆年间地方官打击宗教活动与妇女人寺烧香的事例，探索清初至乾隆末年士大夫对妇女宗教活动的态度。修朋月、宁波《清代乡绅势力对基层社会控制韵加强》(《北方论丛》1期)认为，清代乡绅势力呈现逐渐加强趋势，逐渐由原来的被控制对象变成控制主体。衷海燕《清代江西的乡绅、望族与地方社会一一新城县中田镇的个案研究)(《清史研究》2期)，在个案研究基础上，揭示清代基层社会结构与地方权力体系的演变趋势。徐茂明《明清以来乡绅、绅士与士绅概念辨析》(《苏州大学学报》1期)认为，乡绅、绅士与士绅是既相互重叠，又有区别并不断发展的系列历史性概念。

卞利《论明中叶至清前期乡里基层组织的变迁》(《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期)指出，“独立于政权之外的‘第三领域’是不存在的”。孙海泉《清代中叶直隶地区乡村管理体制一一兼论清代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3期)认为，清中期以后，乡一村结构成了地方基层的主要组织形式。乡村职役出现行政化发展趋势，国家政权与基层乡村社会的结合比以前更为紧密。

有关区域性社会阶层及社会问题的个案研究：与区域性经济史研究状况相同，研究者同样将关注点更多放在江南。冯贤亮《明清江南的富民阶层及其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期)认为，明清两代江南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与以士绅、退职官吏、地主、商人、富裕民户为主体的富民阶层密不可分。徐茂明《明清时期江南社会基层组织演变述论》(《社会科学》4期)指出，在明清江南社会基层组织系统的变化中，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形势的变化，是推动基层组织变动的根本动力，而士绅阶层的积极活动则力促其成。

谢宏维《清代徽州棚民问题及应对机制》(《清史研究》2期)，清代徽州民间和官方对徽州地区外地棚民的反应不同。由此引发作者对棚民问题的再认识和对19世纪前期国家控制能力的再思考。周翔鹤《从契约文书看清代台湾竹堑社的土著地权问题》(《台湾研究集刊》2期)，研究台湾平埔族在与汉人移民的接触中，其族群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及贫富分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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