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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的四次实证史学思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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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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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约百篇，专著近38种。根据新浪网搜索的结果，“陈寅恪”的条目为8253条，超出其他史学家的4倍还多。这个统计(见表三)有不确切和媒体炒作等因素，但是，正是这种模糊的统计炒作本身，恰恰反映了社会上一般的情况。
这个表说明：第一，“陈寅恪热”和被炒作是相当明显的。第二，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相比(当然有的史学家在解放后改信马克思主义，在这里，我们就1949年以前的情形而言)，重考据的史学家的热度在明显上升。
学术界一般认为，随“国学热”的兴起，出现一种崇尚考据、重视学术规范的史界“二陈热”(指陈垣、陈寅恪)。根据我们的研究，说“二陈热”，其实是不准确的，确切地说应是一种“陈寅恪热”。这种思潮的出现，除了要求重视考据工作、遵守学术规范的要求外，还有一种淡化或排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倾向。陈寅恪一再声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41]，成为后来不少论者崇奉的箴言。在当年人选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一职时，陈寅恪提出的两个条件即是：“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请毛公或刘公给以允许证明书，以做挡箭牌。”[42](p102)当90年代有所谓“思想淡出、学术凸现”[43]时，也出现了所谓摆脱政治、远离政治的论调，认为学术“离政治越远越好”、“离现实越远越好”，甚至重提“为历史而历史”的老调。[44]而笼统地说“二陈热”，势必会掩盖其中的一些含义，因而是不确切的。
90年代的“国学热”和“陈寅恪热”表明：历史研究中实证史学思潮再次受到青睐。据黄卓越《走向内在研究的国学》一文的分析，90年代的这次“国学热”，“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学术规范的讨论和实证研究的进展”。关于实证研究，“不管我们理论上对之有多少保留，从这些年研究取得的成就看，主要或首先还是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是因为实证研究比以往有了更为坚实的进展才有的收获。”第一，这种实证研究，并非只研究一些细枝末节。第二，这种实证性研究，也不排斥意义与分析。“总起来看，实证研究也是处于发展之中，包括不断地改进方法、扩大内涵，从而保证揭示对象的进一步的可信性与完整性等。只要对当今世界学术稍有了解的学人，就会知晓今日的实证方法已非传统的‘训诂’等所能限定，它本身已发展为一个庞大的体系，其内部也已构成方法‘多元’的态势。”[45]“国学热”实质上是在提倡学术研究中的实证研究，而实证研究则是这些年取得成就的保障。另外，在我国提倡实证研究还与长期以来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及学术无政府主义等学风的败坏有关，具有明显的“扭亏补损”的针对性。对实证研究给予了充分肯定。
平心而论，就中国学术现状来看，许多领域确实存在“想当然”的研究，存在“先人为主”的没有经过证明的假设，我们缺乏实证的研究，所以才有实证思潮的再度兴起，才有加强学术规范的呼吁。同时，还说明20世纪初发端的中国学术的科学化道路和学科化建设仍没有完结，就历史学科而言，更是如此。因此，提倡实证的研究，讲求实事求是的学风，继续推进中国学术的科学化道路和学科化建设，仍将是今后学术界的重要任务。但是，实证史学显然已不符合国际学术发展的大潮，况且，陈寅恪的史学亦并非实证史学所能概括。
90年代的“国学热”与“陈寅恪热”，虽表面看来是重史料、重考据的实证史学的回潮；实际上，则是对包括唯物史观史学在内的整个学术的全面反思，其中心仍是中国现代学术建设中的问题。因此，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在“史学危机”的呼声聒噪之后，史学界进入了对唯物史观全面反思的新阶段。第二，在各种西方史学理论粉墨登场之后，作为对全盘西化论思想的反拨，人们蓦然回首，觉得历史学应该回归自我，按照学科自身的发展规律来开展研究。第三，西方经济发展速度的放缓，亚洲经济的加速，特别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以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逐渐明朗，重新找回了中国人的自信，并开始以自己的大脑来独立地思考问题。如何形成立足于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学术体系，以克服过去削中国历史之足，适西方理论之履的宿弊，成为重中之重的问题。第四，1989年风波之后，对思想界的冲击和切实重视研究学术的保守思潮的出现，使人们对各种理论模式感到厌倦，从 << 上一页 [11] [12] [13] [1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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