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所建城，在西南地区城治建设方面具有特色。钟铁军《释明代贵州之“州卫同城”》对于从明中期贵州逐渐出现的越来越多的“州卫同城”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州卫同城”的现象是与贵州当地的地理、政治、经济环境分不开，有其政治层面与经济层面的合理性；“州卫同城”将卫所的军事职能与“郡邑”的民事职能合并起来，既促进了城镇本身的发展,又有益于加深对当地的统治是明朝在贵州的统治逐渐稳定和深入的表现。

彭勇《明代广西班军制度研究——兼论班军的非军事移民性质》（《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郑维宽《明代贵州军粮数额及贮运考》（《贵州师范大学》1997年2期）和《明代贵州军粮来源考述》（《贵州师范大学》1997年3期）等文从区域研究的角度对卫所制度在西南地区实施的情况给予了考察。粟冠昌《明代广西的土地问题》（《社会科学探索》1989年2期）、韦应学《明代西南地区的军屯与各民族间的关系》（《贵州文史丛刊》1998年1期）以及史继中《明代卫所与清镇开发》（《贵州文史丛刊》1992年1期）则从不同侧面说明了卫所设置对于当地的各种影响。

还有许多研究表明，作为地理单位的卫所及世籍制下的卫所军户使卫所制下的屯所、堡寨，日后都演化为自然村落或者集镇，这为探讨卫所制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素材，启发了从社会史角度研究卫所的新思路。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是关于贵州屯堡人的研究。李业成在《屯堡人与屯堡文化》（《贵州文史丛刊》1994年第5期）和《屯堡人·屯堡建筑·云山屯》（《寻根》2000年第3期）初步介绍了贵州安顺地区起源于明代卫所及其屯田制下的屯堡文化。对此作进一步研究的有张晓松《屯堡人——黔中高原上的戍边者后裔》（《华夏人文地理》2001年第4期）、周耀明《族群岛:屯堡人的文化策略》（《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陈训明《安顺屯堡人主体由来新探》（《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等等。其中，万明《明代徽州汪公入黔考——兼论贵州屯堡移民社会的建构》（《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一文在对贵州安顺屯堡进行社会调查的基础上，从家族入手，追寻徽州汪氏家族一支与汪公入黔的关系，探讨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的抬汪公仪式在屯堡移植和保存的意蕴，并以此为视角，说明明初大规模军事移民的国家行为，伴随着文化移植和文化认同的过程，国家观念通过文化传播深入民间社会，同时民间信仰起了社会整合作用。

学界对湘鄂西及其四川、贵州、广西交界地区各卫所的建置和它们对当地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影响研究得相对充分。范植清对于施州卫的研究在卫所的个案研究中具有典型性，他在1990—1993年连续发表相关几篇文章：《试析明代施州卫所世袭、建制及其制约机制之演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施州卫建制屯戍考》（《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5期）、《明代施州卫的设立与汉族、土家族的融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以及杨昌沅合写的《略述明代军屯制度在鄂西山地的实施》（《史学月刊》1989年第6期）等，对湖广都司辖施州卫的设置、管理体制、土卫关系、军民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展示了卫所在地区的各方面情况。戴楚洲《元明清时期张家界地区土司及卫所机构初探》（《民族论坛》1995年01期）对元明清时期张家界地区土司及卫所机构作个探讨。戴楚洲、吴远干《明清时期湖广九溪卫土家族初探》（《常德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5期）则对明清时期，朝廷在湘西土家地区设置的九溪卫及麻寮所、添平所、安福所，以及以土官为千户、百户，以土民为隘丁，推行“以夷治夷”的政策进行了叙述。田敏《明初土家族地区卫所设置考》（《吉首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对明初明王朝在土家族地区设置卫所的时间、地点、名目等情况进行了逐一考述，第一次描绘出明初土家族地区卫所设置的全景，并指出明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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