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五代北宋前期都部署问题探讨 |
 |
时间：2009-7-24 13:51:14 来源：不详
|
|
|
谦让三分。如当年冬季的代州城下之战，“卢汉赟畏懦，保壁自固。” 张齐贤非但不予谴责，反而将自己的战绩“悉归功于汉赟。”①足见，他也未能做到以文制武。
例二：柴禹锡任部署。《宋史》卷5《太宗本纪二》载：端拱二年正月（公元988年），“以涪州（治今重庆涪陵）观察使柴禹锡为澶州（治今河南濮阳）兵马部署。”他此后又任镇州（治今河北正定）驻泊部署。然而柴禹锡系宋太宗做晋王时的“藩府旧僚”，“因给事藩邸，以攀附致通显者”。②他历授翰林副使、如京使、观察使等武臣官阶，可见他并非文臣，当属近臣。后来，曾任镇、定、高阳关（即关南）三路都部署、枢密使等要职的王显上奏宋真宗称：“祖宗以来，多命近臣统领军旅。”③他本人及柴禹锡便是近臣统兵之例。
例三：赵昌言任都部署。他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中进士，确实是个标准的文臣。史称：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八月，宋太宗“命（参知政事赵）昌言为川、峡两路都部署，自（王）继恩以下并受节度。” 宋太宗“御札数幅，授以方略。”④值得注意的是，赵昌言并未入川赴任，而是留驻凤翔（今属陕西）或凤州（治今陕西凤县东北）。其原因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是由于赵昌言“貌有反相”，宋太宗赓即反悔。司马光《涑水记闻》卷2载：“李顺反，太宗命参知政事赵昌言为元帅。……既行，时有峨眉山僧茂贞以术得幸，谓上曰：‘昌言折额，貌有反相，不宜委以蜀事。’上悔之，遂遣使者追止其行，以兵付诸将，留少兵，令昌言驻凤州为后援。”另一说为，宋太宗稍后即认为，不必小题大做。太宗称：“贼，小寇。昌言，大臣，未易令前,且宜军于凤翔屯驻，止令卫绍钦赍朕手书指挥军事，亦可济矣。"①然而赵昌言毕竟被任命为都部署，虽然仅此一例，也可证明与宋太祖时稍有不同，宋太宗时都部署并非一概由武将担任。
宋真宗即位后，右司谏孙何仍上疏“乞参用儒将”，②又是宋太宗时都部署通常由武将担任的佐证。或许是由于这类呼声日渐高涨，宋真宗时文臣都部署逐渐增多，张齐贤、钱若水、王钦若、向敏中等宰执大臣相继出任都部署。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下编卷2《张文定公齐贤传》载：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闰十二月，张齐贤“拜右仆射、判邠州兼经略使。”其目的在于以文制武，“令环庆、泾原两路及永兴军（治今陕西西安）驻泊兵并受齐贤节度”，③以制约西面行营都部署王超。可是经略司判官曾致尧则认为，职权不明晰，目的难实现。他说：“兵数十万，王超既已部署矣，今丞相徒领一二朝士往临之,（王）超用吾进退乎？吾能以谋付与（王）超而有不能自将乎？不并将而西，无补也。"④咸平五年正月，张齐贤改判永兴军府兼马步军部署，其职权更加明确。同年四月，曾任同知枢密院事的钱若水出任“知天雄军府（治今河北大名）兼兵马部署”。⑤他“分布军伍，咸有节制，深为戎将所伏。” 宋真宗称赞：“若水，儒臣中知兵者也。”并派遣他“巡抚陕西沿边诸州，听便宜制置边事”。⑥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七月，“契丹入寇”，宋真宗“欲择大臣，使镇大名（即天雄军）”。⑦曾任参知政事的王钦若愿意前往，宋真宗深感欣慰，“特加工部尚书，判天雄军，兼兵马都总管（应作都部署），并参豫如故。”⑧景德二年九月，在咸平年间曾任宰相的向敏中出任延鄜路都部署兼知延州。上述文臣都部署，均兼知、判州郡，实为重要州郡的文臣知州统辖军队之始。他们就任前，张齐贤、向敏中曾拜相，钱若水、王钦若官至执政；卸任后，向敏中曾复相，王钦若则拜相。此时确如孙逢吉所说：“旧相重臣亦为都总管（应作都部署）。”宋徽宗时，任伯雨说：“及至太宗以后，迤逦悉用儒将。至于并边小郡，始用武人。”①其实，宋太宗乃至宋真宗时都够不上一个“悉”字。
到宋仁宗时，重要州郡的文臣知州兼任都部署才逐渐成为制度。尤其是在仍处于战争状态的西北地区，曾“析秦凤、泾原、环庆、鄜延为四路，以秦、渭、庆、延知州分领本路马步军。”②如文臣夏竦知泾州（治今甘肃泾川北）、范雍知延州、陈执中知永兴军、庞籍知延州、范仲淹知庆州、王沿知渭州（治今甘肃平凉）、韩琦知秦州（治今甘肃天水）、文彦博知秦州、滕宗谅知庆州，并一概兼任本路都部署。如果说宋真宗时某些武将都部署仍然权力不小，如咸平年间，“王超兼总北面三路兵，诸将皆受节度”，③那么宋仁宗时这种权力一般属于兼任都部署的文臣知州。如《宋史》卷196《兵志十·屯戍之制》称："赵元昊反，以夏竦、陈执中知永兴军，节度陕西诸军。"《宋史》卷283《夏竦传》云：“赵元昊反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