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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北宋前期都部署问题探讨

时间:2009-7-24 13:51:14  来源:不详
期出现了所谓“驻泊行营都部署”。如咸平五年六月,“以(马步军都虞候王)超为定州路驻泊行营都部署,殿前都虞候王继忠副之。”其任务不是征讨,而是防御。宋真宗叮嘱王超:“不须力战,但控扼备御,不失机,便可也。”②宋真宗早“有厌兵之意”,③一再强调:“以和戎为利。” 澶渊之盟刚达成,他立即在景德二年正月,裁减河北地区的兵力:河北诸州强壮④ “并遣归农”;“以河北诸州禁军分隶镇、定、高阳关都部署,合镇、定两路为一。天雄军、沧、邢(治今河北邢台)、贝州留步卒六指挥,其余营在河阳(在今河南孟县南)及京城者并放还,行营之号悉罢。”⑤对于“行营之号悉罢”这条重要措施,章如愚《群书考索》、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马端临《文献通考》均有记述。其中,谢维新如是说:“景德诏镇、定两路并为一路,诸路并去行营之名,止为驻泊总管(应作‘部署’)。”⑥取消所有行营都部署,仅保留驻泊都部署,表明宋真宗在军事上已无攻取之心,只有防守之意。
  其二、路分部署的出现。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正月,“诏近分陕西缘边为四路,各置经略、安抚、招讨等使,自今路分总管、钤辖以上,许与都总管司同议军事,路分都监以下,并听都总管等节制,违者以军法论。”⑦所谓“路分总管”,这时应称“路分部署”。“路分部署”或“路分总管”一词为此前所无,此后则较多,既见于《宋史》卷169《职官志九·叙迁之制》,又见于《宋史》卷198《兵志十二·马政》。路分部署出现于宋仁宗时,表明都部署性质已演变为地方统兵官。这是宋朝国策由以进攻为主转化为以防御为主的必然结果。既然重在防御,其统兵官势必久驻一地,于是都部署与路分形成固定关系,以致密不可分。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从五代到北宋初期乃至澶渊之盟以前,都部署的主要性质为中央统兵大员或前线总指挥,不可一概视为长期驻守一地的地方统兵官或“军区统帅”。前面所述即可看出,宋人对都部署的比喻又是其佐证。宋人往往将都部署的渊源追溯到魏晋两朝的都督、北周隋唐的总管。如梁颢说:“驻泊、行营都部管(‘管’字系‘署’字之误),古之将军、大总管之任也。”①高承称:“晋有都督诸军事,后周(指北周)改为总管。”“宋朝初有兵马都部署,治平初避英宗嫌名,改为总管,亦法古号也。”②这虽然只是一种比喻,但为我们判定都部署的性质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曹真、司马懿、司马昭在曹魏时,杨坚在北周时,曾任都督中外诸军事或都督诸州军事,其职责是“总统内外诸军”,③其性质显系中央统兵大员。西晋初年,晋武帝"将有灭吴之志,以(羊)祜为都督荆州(治今湖北江陵)诸军事。" ④唐朝初年,唐高祖为平定盘据江陵的萧铣,将李孝恭任命为荆湘道行军总管。羊祜、李孝恭官衔虽有“荆州”、“荆湘道"字样,本人又身处江陵前线,但他们并非地方军政长官,而是统率中央大军攻打东吴、萧铣的前敌总指挥。唐代初期以后,随着大规模战争的结束,都督的性质逐渐变化。《新唐书·百官志四下·大都督府》称:“盖汉刺史之任。”然而从曹魏到初唐的都督、总管并非均为所谓“汉刺史之任”。历史上的都督、总管,有的是地方军政长官或地方统兵官,有的则是中央统兵大员或前敌总指挥,应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赵昌言一度被任命为川、峡两路都部署,司马光干脆称之为“元帅”:“李顺反,太宗命参知政事赵昌言为元帅。”⑤这一比喻道破了北宋初期都部署的主要性质。赵昌言与晋初的羊祜、唐初的李孝恭相似,绝非出任地方行政长官或军区统帅,而是出于征伐的需要,临时负责执行重大军事使命,担任前敌总指挥。
  何以会将都部署笼统地误认为地方统兵官,或许与王曾瑜先生《宋朝兵制初探》一书在探讨地方统兵体制时论述都部署有关。然而稍加留心,即可发现王先生并无此意。他有关行营与驻泊的区分及其论述,即是其证。李昌宪先生《试论宋代地方统兵体制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一文也并无将都部署一概视为地方统兵官之意,他明确指出:“时出征则有行营兵马都部署,或一行、一路都部署为主帅,皇帝亲征则有随驾都部署与大内都部署,甚至修城亦有都部署总其成,由于这些与五代、宋的地方统兵体制无关,兹不赘述。”问题还是出在前面所引宋人孙逢吉的那段概述:都部署“有止一州者,有数州为一路者,有带两路、三路者”。而《宋史》卷167《职官志七》又无都部署职责的记述,仅称:总管“掌总治军旅屯戍、营防守御之政令”。于是,平淮南李重进,石守信任扬州行营都部署,平南汉,潘美任贺州行营都部署,平南唐,曹彬任昇州(治今江苏南京)行营都部署,被作为“有止一州者”之例;伐后蜀,王全斌充西川行营凤州路都部署,刘光义充归州(治今湖北秭归)路副都部署,被作为“为一路者”之例;讨李顺,赵昌言为川、峡两路都部署,被作为“带两路者”之例。其实,石守信等人均非地方统兵官,而是中央特派的统兵大员或前敌总指挥。北宋初期即使是以防守为主的都部署,其性质也有别于后来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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