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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北宋前期都部署问题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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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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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营之实。如清泰三年（公元936年）"五月戊戌，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叛。"唐末帝李从珂于当月"壬寅，削夺石敬瑭官爵，便令张敬达进军攻讨。乙卯，以晋州节度使张敬达为太原四面兵马都部署。”④张敬达所任之职，虽无行营一词，但其性质无疑属于行营都部署。其官称虽有太原二字，但他显然并非太原一地的地方统兵官，只不过是临时奉命在太原执行特殊军事任务而已。又如开运元年（公元944年）五月，平卢节度使杨光远联络契丹，起兵反晋。晋出帝石重贵令张从恩、李守贞率军进讨，其官职分别为"贝州行营都部署"、"青州行营都部署"。①张、李二人肯定不是贝州、青州（治今山东益都）的地方统兵官。还值得注意，五代时期仅有行营都部署之称，而无驻泊都部署之名。在新、旧《五代史》及《资治通鉴》中均未出现"驻泊都部署"或"驻泊部署"这一词汇。都部署在五代时期出现频率逐渐增高。特别是周世宗“锐于亲征”②，立志统一全国，以率军攻战为主要特点的行营都部署在显德年间尤其活跃，并屡立战攻，预示着分裂割据即将告终，全国统一指日可待。
宋太祖时，都部署仍无驻泊之名。当时所谓都部署，其性质多属行营。诸如石守信曾任扬州行营都都署、慕容延钊曾任湖南道行营都部署、王全斌曾任西川行营凤州路都部署、潘美所曾贺州（治今广西贺县东南）行营兵马都部署、李继勋曾任河东行营前军都部署之类。其职务虽带有某州、某道、某路，但他们并非长期驻守某地的地方统兵官或地方军政长官，而是中央统兵大员或前敌总指挥。这反映了宋太祖的战略总方针是以积极进攻、主动出击为主。经查，在《宋史·太祖本纪》中，“驻泊”一词仅出现一次：开宝三年（公元970年）十一月“癸亥，定州驻泊都监田钦祚败契丹于遂城（在今河北徐水西）。"③且系"驻泊都监"，并设置于与契丹接壤地区。此外，如前面所说韩仲赟为北面都部署，以防契丹；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三月，"以雄武节度使、守太保、兼中书令、太原郡王王景为凤翔节度使，充西面沿边都部署”，④其任务是防御党项。韩仲赟所任北面都部署、王景所任西面沿边都部署均带有驻泊的意味，这反映了宋太祖对契丹、党项的方针与对十国的战略有别，并非以积极进攻，而是以积极防御为主。
“驻泊部署”一词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首见于卷20：太平兴国四年十一月，"上以郑州防御史杨业老于边事，洞晓敌情，癸巳，命（杨）业知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此后在《宋史》中，雍熙北伐以前仅有1例，见卷260《米信传》：（太平兴国）“六年秋，（米信）迁定州驻泊部署。"雍熙北伐以后则有7例：卷260《田重进传》：雍熙年间，田重进"迁定州驻泊兵马都部署"； 卷268《柴禹锡传》：柴禹锡“改涪州（治今重庆涪陵）观察使，徙澶（治今河南濮阳南）、镇（治今河北正定）二州驻泊部署”；卷260《刘廷翰传》：端拱年间，郭守文、刘廷翰先后出任"镇州驻泊马步军都部署"；卷275《安守忠传》：安守忠"知沧州，改瀛州，兼高阳关驻泊部署"； 卷275《尹继伦传》：淳化五年，尹继伦"以深州（治今河北深县南）团练使领本州驻泊兵马部署"； 卷275《郭密传》：淳化年间，郭密"凡八迁，移贝州驻泊兵马部署。"此外，如《宋史》卷5《太宗本纪二》载：雍熙四年六月，"以右骁卫大将军刘廷让为雄州都部署"，"以彰国军节度使、驸马都尉王承衍为贝、冀（治今河北冀县）都部署"，"定国军节度使崔翰复为高阳关兵马都部署"；端拱二年三月，"命高琼为并（治今山西太原）、代都部署"；淳化元年四月，"以殿前副都指挥使戴兴为镇州都部署"；至道元年（公元995年）三月，"田绍斌为灵州兵马都部署"。上述都部署虽无驻泊之名，均具有驻泊的性质。
驻泊都部署可视为战略方针转换的产物，其数量的逐渐增多反映了宋太宗战略方针的从以进攻为主逐渐转换为以防御为主。雍熙北伐失败以后，宋太宗对待辽军的基本方针已是“来则御之，去则勿追”，“坚壁清野勿与战”。①如郭守文在出任镇州都部署时，宋太宗“面命之”，专门交代：“朝廷以镇、定、高阳，控扼往来咽喉。敌若敢逾镇、定，汝但勿与战。”②
四、都部署是否一概属于地方统兵官
都部署往往被一概视为地方统兵官或地方军政长官。如《中国历史大辞典》将都部署定性为：“北宋前期临时委任的大军区统帅”。③这一定性不确切之处有二：一是“临时委任”四字仅适用于行营，龚延明先生的解释相当确切：“凡行营，事毕即罢，驻泊即常任”；①二是“大军区统帅”一词又至多仅适用于驻泊。无可否认，都部署的确在澶渊之盟以后，特别是宋仁宗时最终演变成为地方统兵官，下面两点即是其标志。
其一、取消所有行营都部署。宋真宗逐渐采取以防御为主的方针，行营逐渐失去意义，与驻泊混淆，于是在宋真宗前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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