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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北宋晚期的士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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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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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授田以耕以蚕，不可取衣食于他人”（11）。有的原因不详，大致是多种因素兼而有之。如东川布衣崔子方“隐居真州六合县（今属江苏）”，“虽衣食不足而志气裕然，杜门著书三十余年而死”（1）（卷十六，建炎二年六月戊辰）。安定（今甘肃泾川北）刘卞功“筑环堵于家之后圃，不语不出者三十余年”，“独守一亩宅，惟耕己心田”。他说：“常人以嗜欲杀身，以货财杀子孙，以政事杀民，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吾无是四者，岂不快哉！”徽宗闻其名，拟召其入朝。刘卞功婉言谢绝：“吾有严愿，不出此门。”徽宗“知不可在，赐号高尚先生。”（12）（卷一）这些隐士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仅就此而言，其道德可谓高尚。然而他们放弃应尽的社会责任，逃避现实，非但不利于改造社会，反而有利于腐败政权。徽宗对隐士褒奖有加，奥妙正在于此。
除隐于野者而外，既有隐于市，也有隐于朝者。北宋晚期整个社会虽然陷入危机，但表面上空前繁荣，吃唱玩乐，花样百出。毛滂《忆秦娥》词云：“醉醉，醉击珊瑚碎；花花，先借春光与酒家。夜寒我醉谁扶我，应抱瑶琴卧。清清，揽月吟风不用人。”此词即是他本人以及当时不少士大夫醉生梦死颓废生活的如实写照。他们对社会失去信心，对前途感到渺茫，纵情声色，花天酒地，其内心世界甚至比隐于野者更空虚，实属隐于市。靖康年间，国难当头，即便朝中大臣亦置朝政于不顾。如尚书左丞蔡懋“不恤民情，不忧边事，日用妓乐饮燕，广造舞衣戏衫，酣醉优杂，殊无体国之意。”（13）（卷四十八，靖康元年六月十八日）宰相吴敏“略无忧国之心”，置朝政于不顾，“重造金器数百件，置婢妾二三人，以共娱乐”。并声称：“宰相事业，如斯而已。”（14）（卷十一，靖康元年九月九日）宋代俚语称：“闻事莫说，问事不知，闲事莫管，无事早归。”（15）此语最早出现于何时，虽不可考，但北宋晚期照此行事的士大夫为数甚多。他们少说为佳，体谈国事，可谓隐于朝。岂止一般官员，不少言官也不说话。除徽宗、钦宗即位之初而外，“谏官不论得失，御史不劾奸邪，门下不驳诏令，共持暗默，以为得计。”（7）（《崔鸥传》）这对个人确实“得计”，不仅可以保官，甚至还有升官的可能。如李会、李擢在徽宗时“迭为台官，禁不发一语”，到钦宗时又“被召用，复预谏净之列”（7）（《李光传》）但对社会危害甚大，权力因而不受约束，腐败越发不可收拾。
对于北宋晚期的奔竞之风，当时人描述道：“近时学士大夫相倾竞进，以善求事为精神，以能讦人为风采，以忠厚为重迟，以静退为卑弱，相师成风，莫之或止。”（7）（《陆佃传》）他们仿佛意气风发，然而并非以天下为己任，而是为利禄而奔忙。此风在北宋中期已见端倪，这与员多阈少的矛盾有关。（16）所谓员是指已进入官僚队伍的人，而阙则是指有待填补的空缺职务。仁宗末年的情况是：“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有一官之缺，延颈望迁者众。”（17）北宋晚期，员额与阅额的比例超过三比一。如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吏部所掌握的员额为43000余员，阙额仅14000余员。（18）于是，奔竞之风愈演愈烈。士大夫们为了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不惜采用各种卑劣手段。
其一，巴结宦官。如蔡京东山再起，以童贯为背景。王黼官居相位，以梁师成为后台。王安中作诗吹捧梁师成，“师成读之，大喜”，“荐之于上，不数年，登禁林，入政府”（19）（余话卷二）李邦彦因讨好宦官而平步青云，直至拜相。当时的情况是：“士夫相习成风，皆以附丽内待为荣”；“政和、宣和所除宰执，尽出其门。”（14）（卷十五，二年正月四日）童贯、梁师成等宦官以及蔡京、王黼等权贵，公开卖官鬻爵，官职各有定价。开封民谚称；“三百贯，直通判；五百索，直秘阁。”（1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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