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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北宋晚期的士风

时间:2009-7-24 13:51:20  来源:不详
石纲之害而放归田里,朱梦说因上书论宦官之权太重而编管池州(治今安徽贵池)。但在为数众多的太学生中,真可谓寥若晨星。钦宗继位,国难当头,长期沉默的太学生们终于敢怒敢言。他们在陈东的带领下,多次伏阙上书,请求严惩“六贼”,留用李纲。某些高官仍打算沿用徽宗时期的办法,“尽致诸生于狱”。(7)(《陈东传》)。好在右谏议大夫杨时终究是位学者,出面为太学生辩解:“诸生伏阙纷纷,忠于朝廷,非有他意。”(7)(《杨时传》)由他出任国于祭酒,陈东的性命才暂时得以保全。太学生们在关键时刻,表现出很高的政治热情。足见,在土大夫阶层中,太学生地位虽低,状态较好。
  中层士大夫可以台谏官为代表。所谓台谏官是御史台与谏院官员的合称,他们作为监察官员,在北宋中期,“未有知而不言,言而不行,亦未有言之不行而不争,争之不胜而不去者”,对防止朝政迅速走向腐败,曾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绍圣、崇宁以后,此风遂泯。”(33)(《乙未秋七月特班奏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台谏官任命制度的变化所致。按照北宋旧规,台谏官由皇帝亲自任命,“宰臣、执政官勿预”。(34)(选举二十八之二十八)徽宗即位后,居然下诏“宰臣、执政、侍从官各举可任台谏者”,(7)(《徽宗本纪一》)为宰相操纵台谏官任命大权大开方便之门。于是,徽宗时期台谏官大多出自宰相之门,台谏官独立言事、风闻言事的原则也随之有名无实。蔡京“久虚谏院不差人,自除门人为御史”。(35)(卷十一,崇干五年二月丙寅)如御史中丞朱谔“出蔡京门,善附合”,(《朱谔传》),因而官至执政。许敦仁因系蔡京故里旧交,蔡京“倚为心腹”,被举荐为御史中丞。他“凡所建请,悉受京旨。”(7)(《许敦仁传》)如果说仁宗时期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36)(《上皇帝书》),那么徽宗时期台谏官往往“伺大臣风旨以为乡背”。(34)(职官五十五之十六)
  应当承认,徽宗时期台谏官的堕落有个过程。在其初期,台谏宫中不乏正直之士。“(张)庭坚与邹浩、龚※、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皆在谏列,一时翕然称得人。”(7)(《张庭坚传》)在这五人之外,还可补充陈师锡、孙谔、张舜民、沈畸、张汝明等人。他们的谏言未必正确,但仍大体保持北宋中期台谏官“不挫于权豪,不畏于强御”的风格。(34)(职官五十五之十四)可是他们几乎都无好下场,邹浩、任伯雨、张庭坚、龚※、江公望、张舜民、沈畸长期远贬险恶之地,陈师锡含冤死于贬所。徽宗身为皇帝,其地位和角度与蔡京不同,对付台谏宫的手段也与蔡京有别。台谏官的上疏,他或留中置之不理,或转交宰执处理。如果说转交宰执处理已有借刀杀人之嫌,那么更恶劣的手段是明加称赞而暗加惩治。如左正言陈禾弹劾宦官,他“论奏未终”,徽宗已厌烦,“拂衣起”。陈禾“言愈切”,“拂上衣”,“衣裾落”。徽宗虽然当面称誉他为“直臣”,但御史中丞卢航次日便上奏指责陈禾“狂妄”,(7)(《陈禾传》)陈禾因而惨遭贬黜。如此处罚陈禾,显然出自徽宗授意。徽宗初期以后,台谏官除陈过庭、蒋猷等寥寥数人仍尽职尽责而外,大多“有所畏忌,受制于人。”(34)(职官五十五之十四)他们或身为言官而“不能有所建白”,或只言“细故”以塞其责,(7)(《朱谔传》)甚至堕落为宰执大臣抬高自己的吹鼓手、打击政敌的马前卒。如许敦仁刚出任御史中丞,即依照蔡京指使,上章请求徽宗“五日一视朝”,以便蔡京“颛窃国命”,连徽宗也认为“其言失当”。(7)(《许敦仁传》)蔡京授意御史钱※、石豫、左肤,相继弹劾韩忠彦、普布,以致韩、曾二人先后罢相。黄葆光等台谏宫虽敢于弹劾蔡京,但并非独立言事,而是秉承其他宰执的旨意。如“(黄)葆光、(张)克公主郑居中,(石)公弼、(毛)注朋张商英,皆非端士也。”(7)(《洪彦升传·论》)。而王安中则“缔合王黼”,他在御史中丞任上,多次声讨蔡京“欺君僭上,蠹国害民。”(7)(《王安中传》)言辞虽剀切,但无非是王黼与蔡京争权夺位的反映。徽宗退位后,统治集团在反省朝政腐败的教训时,才由钦宗下诏重申:“台谏者,天子耳目之臣,宰执不当预,当出亲耀,立为定制。”(34)(职官五十五之十六)一时之间又涌现出一批敢于揭露弊政、弹劾奸佞的台谏官,诸如崔鹤、余应求、许景衡、陈公辅、李光、胡舜陟等人。然而好景不长,他们很快即遭贬黜,北宋王朝也随之覆灭。

  三、昏君加佞幸的格局
  上层士大夫诚然应以宰相为代表。可是,他们地位虽高,总体状态极差。在台谏官中毕竟还有一些直臣,而在徽宗所任命的12名宰相中无一人堪称贤相。大观年间,太学生陈朝老上书称:“陛下即位于兹,凡五命相矣。有若韩忠彦之庸懦,曾布之赃污,赵挺之之蠢愚,蔡京之跋扈,今复相何执中,是犹以蚊负山也。”(35)(卷十二,大观三4年六月辛已)对于其他几名宰相,《宋史》本传的评价都不高乃至极坏。如张商英“适承蔡京之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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