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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北宋晚期的士风

时间:2009-7-24 13:51:20  来源:不详
变其政,譬饥者易为食,故蒙忠直之名”;郑居中“向背离合,视利所在”;刘正夫“能迎时上下,持禄养权,性吝啬,惟恐不足于财”;余深“谄附蔡京,结为死党”。陈朝老及《宋史》本传的评论未必完全准确,然而即便是曾布,尽管他当年曾经是王安石推行变法的得力助手,这时也不配以贤相相称。至于蔡京与王黼,则属于“六贼”。当金军南下攻打开封时,白时中与李邦彦并相。白老谬无用,李尤其无耻。靠他们组织、指挥抵御金军,只能是南其辕而北其辙。
  按照常规,北宋的最高统治集团理应由皇帝及士大夫出身的宰相组成。然而晚期则不然,由徽宗及其宠信的“六贼”组成。六贼中人即便不是宰相,其权势也非一般宰相可比。六贼实指蔡京、王髓、童贯、梁师成、李彦、朱※,泛指徽宗的宠臣,还应包括杨戬、谭稹、高俅、蔡攸、李邦彦等人。其中,朱※、高俅出身市井,并非士大夫。朱因进奉花石纲而得宠,高因擅长击球而“日见亲信”(19)(后录卷七),以致掌管禁军。他们“专为诌媚,以导人主,竞作淫靡,以荡上心。”(14)(卷四,靖康元年三月十八日)《宋史·佞幸传》有朱※,十分恰当;无高俅,是个失误。所谓佞幸,指因谄媚皇帝而得宠幸之人。除此而外,六贼之中,一半为宦官。童贯、梁师成、李彦、杨戬、谭稹性巧媚、善奉迎,不足为奇。但凡皇帝宠信的宦官,原本即是标准的佞幸。
  六贼之中,土大夫大约也占一半。奇怪的是他们无不堕落为佞幸。士大夫的地位、角色、处境乃至生理、心理都与宦官同。大臣系天子的辅佐,宦官为皇帝的奴才。依照当时的观念,士大夫的行为理应有别于宦官:“宦者以承顺为事”,“士大夫以面折廷争为职”。(37)(本朝六:中兴至今日入物下)如大臣居然与宦官一样奴颜媚骨,人们将嗤之以鼻,“真奴隶之材也,何以士大夫为。”(13)(诸录杂记:朝野佥言)王黼不仅出身进士,而且身为宰相,他“每人禁中,为柔曼之容,效徘优浑话,以悦上意。”(13)(卷三十一,靖康元年正月十四日)。《宋史》将他列入《佞幸传》,实属准确无误。王黼善佞,说怪也不怪,这在当时的士大夫中已经成为风气。蔡京作为资深士大夫、老牌大官员,“日请上游宴,以酒色困之”,(13)(卷四十九,靖康元年七月二十一日)同样是个十足的奸佞。李邦彦虽自号“李浪子”,但毕竟上舍及第,跻身士大夫行列。他拜相后自称:“赏尽天下花,踢尽天下球,做尽天下官”,在相位“惟以诌佞取容”,(13)(卷二十八,靖康元年正月六日)与宦官者流并无二致。宣和年间官至领枢密院事的蔡攸,起初无非“垂髫一顽童尔”,但已获得赐进士出身。其父蔡京叫他“日与陛下游从嬉戏”,诸如“花栽怪石。笼禽槛兽”之类,既让徽宗“不知天下治乱”,(35)(卷十一,崇宁五年二月丙寅)又使蔡攸博得徽宗欢心。蔡攸得宠后,“其家为复道曲河,暗通禁中,邀上每私幸其第,连夜不止”。当时人指责蔡攸“长于柔佞,自幼出入宫禁,与内侍无异,专为优伶之态。”(13)(卷五十六,靖康元年九月十九日)。有人更是一语破的:“攸盖弄臣。”(14)(卷九,靖康元年七月十日)弄臣者,皇帝所亲近玩狎之臣也。足见,北宋晚期最高统治集团的结构已由从前皇帝加大臣的局面蜕化为昏君加佞幸的格局,这在北宋历史上是从来不曾有过的。
  总之,北宋晚期的士大夫阶层总体上已堕落。一旦国难当头,难以肩负天下重任。杨时在宣和年间就指出:“士人怀异心,缓急不可倚仗。”(7)(《杨时传》)北宋行将覆灭之时,人们不禁喟然长叹:“中国(指北宋)无一男子。”[14](卷十六,靖康二年二月十四日)“无一”二字虽然言过其实,但此言大体属实。而其上层特别是最高统治集团将正直的士大夫几乎完全排除在外。当时人罗从彦强调:“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为本。正直则朝廷无过失,忠厚则天下无嗟怨。”(38)(《议论要语》)北宋晚期,奸佞横行,其结果必然是朝廷决策失误甚多,天下嗟怨之声四起。徽宗狎近佞幸,佞幸诱惑徽宗,徽宗昏庸日甚,佞幸权势日增,“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7)(《徽宗本纪·赞》) 四、理念和基业的脱节
有必要指出,北宋士风极坏这一论断尽管出自日本汉学名家宫崎市定笔下,但仅适用于北宋晚期。他甚至对范仲淹横加指责,则极不公允。(39)(46-47页)对此,已故美籍宋史专家刘子健在《梅尧臣<碧云※>与庆历政争中的土风=(40)一文中,已予驳正。力主北宋士风较好的学者高度肯定土大夫阶层“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入世苦行的精神与崇尚气节的情怀。(41)(1-42页)(42)(441-579页)这些肯定性的论断并非向壁虚构,并且很有见地,但仅实用于北宋中期,至多包括北宋前期。北宋的士大夫阶层的确曾经颇有生气,他们对北宋建国百余年的长期稳定发展并成为当时世界上首届一指的先进国家,确实贡献不小。然而时至北宋晚期,土风大变。北宋晚期士大夫阶层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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