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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北宋晚期的士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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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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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落，原因究竟何在？
前面已经讲到，土风从入世到出世的转变在很大程度根植于政治黑暗、天下将乱的时局；奔竞之风愈演愈烈与员多阙少的矛盾有增无减关系极大；太学生整体素质的下降是朝廷实行利诱与箝制相结合的方针的结果；台谏官堕落为宰相的工具是由于宰相操纵其任命大权；好官无好人、昏君加佞幸格局的形成是徽宗宠信佞幸的恶果，加之昏君与佞幸恶性互动，以致朝政腐败混乱到极点。然而所有这些，均属外在原因。
北宋晚期士大夫阶层的堕落，更有其内在因素，关键在于士大夫阶层自身具有两重性。他们既在理念上追求高尚的人格，又在经济上依附于皇权。“以天下为己任”这一精要之语，简洁地概括了北宋士大夫特别是其佼佼者的人格追求。何况在他们看来，“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43）（《孟子·万章章句上》）并且强调：“从义不从君”，“君有不义，不从也。”（44）（卷三，贞观十六年“臣祖禹曰）正是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的人格追求，士大夫们往往以道义的承担者自居，不惜面折廷争，力图以道驭君。在他们当中，被称誉为“鱼头参政”、“铁面御史”、“独击鹘”、“殿上虎”者大有人在。这些绰号将北宋士大夫的气节与风格和盘托出。他们一旦出任翰林侍读、侍讲学士一类的职务，往往将自己与皇帝的关系既在政统上定位为君臣关系，更在道统上定位为师生关系。程颐在崇政殿说书任上，对哲宗敢于严格要求、勇于直言规谏，即是其例。他们一旦拜相，力求将自己的政治理念变为现实。如据马元卿《元城语录》记载，王安石在相位，与神宗“若朋友，一言不合己，必面折之，反复诘难，使人主服若乃已。”（45）难怪以敢作敢为著称的神宗也曾叹息：“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在场的士大夫居然说：“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46）志在天下的王安石与志在逢君的蔡京，恰好形成鲜明对照。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士大夫阶层的人格追求并无深厚的经济基业作保障，他们不得不在经济上依附于皇权。当时出身“措大”即寒士的士大夫为数不少，其生活来源主要仰仗于朝廷给予的俸禄。如杜衍虽在仁宗时官至宰相，但仍说：“衍本一措大尔，名位爵禄，冠冕服用，皆国家者”，“一旦名位爵禄，国家夺之，却为一措大，又将何以自奉养耶。”（47）（《丞相祁国杜正献公》）仁宗、哲宗时三度拜相并官至太师、平章军国重事的文彦博，其情况与社衍相似：本“一书生耳”，皇上“一日欲罢之”，则又“一匹夫耳”。（22）（《文潞公平章重事》）名公巨卿尚且如此，其他官员更不足论。对于大多数既无多少基业，又无任何技艺的士大夫来说，难免将朝廷观为衣食之源、将皇上视为衣食之父，很难不看皇上乃至权贵的脸色行事。为了摆脱这一尬尴境地，某些士大夫深感没有独立的经济就没有独立的人格，力图创基立业。他们颇有感触地说：“人生不可无田。有田则仕宦出处自如，可以行志。不仕则仰事俯育，粗了伏腊，不致丧失气节。”然而时至北宋，求田问舍，谈何容易。其时，土大夫为官“三十年，竟无尺土归耕，老而衣食不足”者不乏其人。（48）（卷十一）这种现象出现在“贫富贵贱，离而为四”，（49）（卷二）富与贵、钱与权趋于分离的宋代，绝非海外奇谈，完全可以理解。（50）
综上所述，北宋的士大夫阶层在皇权面前，既有倔强的一面，更有软弱的一面。何况他们好名太甚。宋人曾经作过比较：“汉人尚气好博，晋人尚旷好醉，唐人尚文好狎，本朝尚名好贪。”（51）（卷下）尚名好贪的士大夫极易滑入“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做贵人而不要做好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2）（《沧州精舍又谕学者》）贪利禄实可视为北宋士大夫的劣根性。如果说其劣根性与软弱性在北宋初期及中期尚处于时隐时现的状态，仅突出地表现在少数人身上，那么到北宋晚期，本来就具有软弱性的士大夫阶层在迭经打压之后，大多屈从于专制皇权，而其劣根性则在朝廷的利诱之下暴露无遗并恶性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北宋晚期士大夫阶层的堕落实属势所必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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