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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北宋晚期的士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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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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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皇帝陛下高厚配于天地，孝悌通于神明。”（24）（卷五）宠信阿谀奉迎之臣的徽宗“观所作，称为奇才。”（7）（《王安中传》）王安中很快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历任翰林学土、尚书左丞等职，成为徽宗的主要御用文人之一。
如果说隐逸之风表明士大夫缺乏社会责任感，仅意味着士大夫的堕落，那么奔竞之风则将土大夫一心升官发财的丑态暴露无遗，显示了士大夫的无耻。当时人所说：“百物踊贵，只一味士大夫贱”，（20）（卷一）是句双关语。所谓贱，既指经济上俸禄微薄，又指道德上人格低下。有人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天下之患，莫大于土大夫无耻”；（25）（《论士风奏疏》）“士大夫汨丧廉耻，乃至是耶。”（10）（卷下）连徽宗也供认不讳；“今士大夫方寡廉鲜耻。”（7）（《毛注传》）。
二、好官同好人的背离
北宋晚期土大夫阶层的堕落虽非全部，但实属整体性堕落。尽管如此，也不可一概而论，应作具体分析。就其地位来说，有层次高低之分；就其状态来说，有稍好、较差、极坏之别。据《曲洧旧闻》记载，蔡京公然声称：“既作好官，又要作好人，两者岂可得兼耶!"(26)（卷六）此言可谓不打自招。好官当中无好人，好人与好官的背离正是北宋晚期官场的实情。当时人指出：“崇宁以来，在内惟取议论与朝廷同者为纯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为干敏。”(7)（《叶梦得传》）换而言之，谁善于阿谀奉承，谁甘愿厉行苛政，谁才有晋升的可能。在这种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不愿说假话，不会瞎吹拍，关心民众疾苦的正直忠厚之士很难做高官。于是，士大夫阶层的层次与状态竟大致成反比，地位越高越堕落越无耻。
下层士大夫可以太学生为代表。他们还只是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士大夫。蔡京对太学特别感兴趣，他在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七月拜相，八月便提出一整套以发展太学为重点的振兴教育方案，并得到徽宗认可。徽宗时期，太学规模明显增大。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太学生的名额为上舍100人，内舍300人，外舍2000人，共2400人；徽宗崇宁元年增加为上舍200入，内舍600人，上舍3000人，共3800人。徽宗及蔡京对大学生采取利诱与钳制相结合的方针。当时，太学生的确得到某些实惠，如每月的餐食钱即膳食补贴金由元※年间的900文增加到1300文。岂止太学生，即使州县学生也“复其身，内舍兔户役”，（7）（选举志三：学校试），上舍享受“官户”待遇。从崇宁五年到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这18年间，废除科举考试，太学上舍考试合格即等同于省试中第。在太学生地位提高的同时，他们的思想与行为受到更为严密的控制。蔡京“不许土大夫读史作诗”，“于是庠序之间以诗为讳”，（22）（四笔：陈简斋葆真诗）“士人程文有用《史记》、西汉语者辄黜落”，（27）（卷十二）‘指士庶习诗赋者杖一百”。（28）（《诗道否泰》）不少重要历史文献乃至优秀文化遗产被列为禁书，徽宗公然下诏“毁《东坡文集》、《唐鉴》、《马子才文集》、秦学士豫章、三苏《文集》、《东斋记事》、《豫章书简》、《湘山录》、《眉山集》、《别集》、《东坡词》、《刘贡父诗话》、晁、张、黄先生《文集》、秦学士文。”（29）（卷十四，崇宁二年四月乙亥）甚至引用某些儒家经典中的词句，如“大哉尧之为君”，也被列为“时忌”，明令禁止。禁止的理由是“‘哉’音与‘灾’同”。禁令并非一纸空文，“当时试文无辜而坐黜者多矣”。（22）（三笔：政和文忌）禁止的重点在于所谓“谤讪朝政”，当时“学规以‘谤讪朝政’为第一等罚之首”，（30）（《学校》）惩处的办法是拘押于自讼斋即反省院。朝廷“令郡县置自讼斋，以拘诽谤时政之人”。徽宗亲自下诏：“三舍生言涉诬讪并异论者，悉遣归其乡自讼斋拘之。”（23）（学校考七：郡国乡党之学）当时人指出：“自崇宁以来，（蔡）京贼用事，以学校之法驭士人，如军法之驭卒伍，大小相制，内外相辖，一容异论者居其间，则累及上下学宫，以黜免废锢之刑待之。”徽宗及蔡京对太学实行军法统治，基本上达到了所谓“士无异论，太学之盛”的目的。（31）（《论冯※》）太学生们“志于进取，放过有拘忌”。岂止拘忌不言，甚至“惟有迎逢诌佞而已”（23）（学校考七：郡国乡党之学）徽宗“幸学，多献颂者”，（32）（《葛公行状》）太学生们纷纷著文大颂特颂昏君。这正好说明，徽宗时期太学生人数虽然增多，但其整体素质下降。
尽管如此，徽宗时期毕竟出了几位仗义直言的太学生，如陈朝老因上书论蔡京之奸而编管道州（治今湖南道县）、邓肃因上书论花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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