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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台湾与沿海各省的经贸往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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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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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就多了一对贸易口岸。《晋江县志》记载：晋江所属蚶江等口所造商渔贸易船只，“其船上可通苏浙，下可抵粤东，即台湾运载亦用此船”；“所售货物，台湾惟米豆油糖运到蚶江，出入稽查系海防厅管理，苏、浙、粤东所载糖物棉花等货往来，皆由南门外海关查验。”[5]“鹿港泉厦郊船户欲上北者，虽由鹿港聚载，必仍回内地各本澳，然后沿海而上”，远至浙江宁波、江南上海、北方旅顺口、盖州、锦州等地[6](P209—212)。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当局又一次放宽政策，准许台湾淡水(厅)八里坌对渡(福州)五虎门，这为各省与台湾之间拓展贸易再开方便之门。台湾淡水厅八里坌口，“在台湾府极北，从前本系禁口，例禁商船往来。”八里坌“系贩洋要路，又为台郡北部门户”，清军台湾淡水营即驻扎八里坌[2](P63)。
嘉庆十五年(1810年)起，清当局允许闽省厦门、蚶江、五虎门船只通行台湾三口。该年五月二十八日(6月29日)清帝谕内阁：“商船往来贩易，驶赴海口，自应听其乘风信之便，径往收泊。若必指定口岸，令其对渡，不但守风折戗，来往稽迟，且弊窦丛生，转难究诘。现在台湾未运官谷，积压至十五万余石之多，皆由商船规避不运所致，不可不速筹良策。著照方维甸所请，嗣后准令厦门、蚶江、五虎门船只通行台湾三口，将官谷按船配运。”[2](P722)
从“指定口岸，令其对渡”，到变通为允准厦门、蚶江、五虎门船只通行台湾三口，“商船往来贩易．驶赴海口，自应听其乘风信之便，径往收泊。”这无疑是清政府对两岸经贸政策的又一次具有重要改革意义的调整。
道光初年，台湾“私口”继续增加。姚莹在《答李信斋论台湾治事书》中言道：“台之门户南路为鹿耳门，北路为鹿港、为八里坌，此为正口也；其私口则风有东港、打鼓港；嘉有苯港，彰有五条港；淡水有大甲、中港、椿稍、后陇、竹堑、大按；噶吗兰有乌石港，皆商艘络绎。”[7]显然，已有的正口仍不能满足经贸发展的需要；于是，台湾府各处“私口”“皆商艘络绎”。
道光四年(1824年)，闽省当局奏请增开台湾海丰、乌石二港为正口。再次要求增开新的口岸，在当时已形成“舆论”。该年(道光四年)闽浙总督兼署福建巡抚孙尔准奏疏：“以台湾海口今昔情形不同，而鹿仔港口门暂被沙淤，港道浅狭，船只出入颇难。又新开噶玛兰仅产米谷，一切器用皆取于外贩。内地福州、泉州等处商民，载日用货物前往易米而归，福泉民食，藉资接济，两有俾益。若加裁禁，则商贩不通，于民间殊多未便。乃请将海丰(五条港)、乌石二港一并增设正口。以疏兵谷，而便商艘。”[8]
《厦门志》亦记载：“道光四年，又奏开彰化之五条港即海丰港、噶吗兰之乌石港。自此五口通行五百石之有照渔船，报称因风漂泊皆得横洋往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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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厦门志》卷5，商船，页19。《厦门志》又记载：“海丰港，名五条港，道光七年奏准通商。”见《厦门志》卷4，页33。道光十六年刊本、李廷璧主修周玺总纂：《漳化县志》(四)兵防志，第197页云：“按海丰港现已淤塞；近有宗元港亦可泊小船。”
道光时期，还出现邻省与台湾直航之趋势。浙江成为最早与台湾直航的省份。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44年2月10日)清帝谕军机大臣等：“至浙江之宁波、乍浦，江苏之上海等口，均与台湾一帆可至。”“署两江总督壁昌奏：准浙江巡抚梁宝常咨覆，宁波、乍浦二口商民与台湾贸易，议请给照贩运，悉照闽省现定章程办理。乍浦口向因途远沙坚，税则量为折减，今仍照旧办理。宁波向有茶税，并无湖丝、绸缎税则，应查照闽海关税例征收。至江苏上海地方，例本禁止茶叶、丝斤、绸缎出口，其贩运赴台之处，应请仍行停止。下部知之。”[2](P902)
由上可见，自康熙二十二年统一台湾后．清政府曾在闽台地区特别实行过指定口岸贸易政策。由指定单口对渡贸易，逐步发展到指定三口对渡贸易，再发展到准
厦门、蚶江、五虎门船只通行台湾三口，进而又开通台湾海丰港、乌石港为正口。在闽台指定口岸不断增加的过程中，往往民间的私口、私航在先，清政府正式开港、设口在后。民众强烈的通航愿望及民间私口贸易和私航活动，客观上成了清政府被迫放宽政策的重要推动力量。清前期台湾与沿海各省之间通商口岸的不断增多，为海峡两岸经贸的扩展创造了非常重要的条件。 二、清前期闽商在两岸经贸活动中的特殊作用
清代前期，闽商脱颖而出。该时期闽商不仅在对外贸易中大显身手，而且在台湾与沿海各省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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