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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台湾与沿海各省的经贸往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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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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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小艇拨运姑苏行市，船回则载布匹、纱、缎、枲、棉、凉暖帽子、牛油、金腿、包酒、惠泉酒；至浙江则载绫罗、棉绸、绉纱、湖帕、绒线；宁波则载棉花、草席；至山东贩卖粗细碗碟、杉枋、糖、纸、胡椒、苏木，回日则载白蜡、紫草、药材、茧绸、麦、豆、盐肉、红枣、核桃、柿饼；关东贩卖乌茶、黄茶、绸缎、布匹、碗、纸、糖、曲、胡椒、苏木，回日则载药材、瓜子、松子、榛子、海参、银鱼、蛏乾，海壖弹丸，商旅辐辏，器物流通．实有资于内地。”[26]
雍正年间，闽船载闽台货物抵天津贸易逐年增多。雍正十三年八月初四日起至乾隆元年八月初二日，先后抵达天津关的闽船竟然多达“七十八只”，所载货物以台湾所产的松糖、白糖为首[27]。
《彰化县志》记载：“鹿港向无北郊船户，贩糖者仅到宁波上海．其到天津尚少。道光五年天津岁歉，督抚令台湾船户运米北上，是时鹿港泉厦郊商船赴天津甚伙。叨蒙皇上天恩赏赉有差，近年四五月时，船之北上天津及锦盖诸州者渐多。”[61](P208)
本时期，台湾日用百货几乎全靠内地供应；台湾“百货皆取资于内地。”[15]《噶玛兰厅志》记载：“兰俗夏尚青丝，冬用绵绸，皆取之江浙。其来自粤东者惟西洋布，雪白则为衣为裤，女子宜之；元青则为裘为褂，男子宜之。其来自漳、泉者有池布、眉布、井布、金绒布。”[28]“丝、罗、绫、缎则资于江、浙。每春夏间，南风盛发，两昼夜舟可抵浙之四明、镇海、乍浦、苏之上海，惟售番镪，不装回货。至末帮近冬北风将起，始到苏装载绸匹、羊皮、杂货，率以为恒一年只一二次。”[29]
除了往浙江、江苏、山东、天津等地口岸之外。闽台商船还开辟往返广东的航线。“鹿港泉、厦商船向止运载米糖糁油杂子到蚶江厦门而已，近有深户獭窟小船来鹿者，即就鹿港贩卖米麦牛骨等物，载往广东澳门蔗林等处．回时采买广东杂货、鲢草鱼苗来鹿者，名曰南船。”[6]“其南洋则惟冬天至广东澳门装卖樟脑，贩归杂色洋货，一年只一度耳。”[29]
台湾米谷一般就近于闽省范围内销售与调济，但每当邻省遭遇灾荒之年，清政府便调运台米接济邻省。“台湾米石，除本地食用外，如有赢余，不特运往本省漳、泉各郡，在所不禁，即邻近之江、浙各省，偶值米阶昂贵，该商等运往贩卖，藉以平减时价，亦所时有。且以此地之有余，补彼处之不足。”[2](P861)
据黄叔璥所撰《赤嵌笔谈》记载：“雍正癸卯年(1727年)。浙江饥荒，运米一万石，甲辰年复补运四万石，每商船载米五百石，每石运费计银二钱。”[26]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前督臣杨景素以浙省杭、嘉等属米价昂贵．奏准将闽省近海各县仓谷，先行招商买运，赴浙粜卖，一面于台湾府仓拨运归补”[2](p260)。
乾隆五十年(1785年)福崧奏：浙江杭、嘉、湖三府属雨泽愆期，秋成不免歉薄。请照乾隆四十三年之例，招商贩运闽省台湾仓谷，以资粜济。清帝谕：“著传谕雅德，饬属俟浙省商人至台湾贩运时，妥为照料，俾商贩迅速开行，得以源源赴浙，米粮充裕。”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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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本政主编：《清实录台湾史资料专辑》，第288—289页。雅德时任福建巡抚。
乾隆五十三年奏准：自台湾“驾往浙、粤等省船只，仍照旧例只准备带食米六十石。”[30]
道光四年，福建巡抚孙尔准奉旨“在台湾招募商民”。采买台米十四万石，“半糖半米匀载”，贩运天津。清帝谕：此次台米运津．“官为收买，以惠远商，所有应给价值，即照该抚所报米价运费，每石以库平纹银三两六钱为率”；“此次运米原船带回货物，官给印照，所过关津，加恩一律免其纳税。其台湾商人，急公应募，远历海洋，运米至十四万石之多，著该抚孙尔准秉公查明，择其率领办运资本最多、尤为出力者，分别生监、民人， 给予顶带职衔及酌量奖赏，以示鼓励．”[2](P748—750)
噶玛兰郊商船户，“年遇五六月南风盛发之时，欲往江浙贩米石，名日上北。其船来自内地，由乌石港苏澳或鸡笼头搬运聚载，必仍回内地各澳，然后沿海北上。”[31]
台湾与沿海各省的经贸往来。互利互惠，必然也促进台湾经济的持续繁荣。台湾府“商旅辐辏，器物流通；晚稻丰稔，千仓万箱资赡内地”[32](P840)；“正口人户殷繁，百货骈集。”[16]
《噶玛兰厅志》记载：“台湾广不满二百里，绵长二千余里，滨海之鹿耳门、鹿仔港、八里坌、五条港，商船辐辏。”[31]
“鹿仔港，烟火万家，舟车辐辏，为北路一大市镇。西望重洋，风帆争飞，万幅在目，波澜壮阔，接天无际，真巨观也。”[21]
由于沿海省份成为台湾农副产品的广阔市场，随着经贸的不断扩展，台湾的开发历经康、雍、乾、嘉、道数朝，持续不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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