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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台湾与沿海各省的经贸往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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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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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府晋江县发字玖百柒拾玖号|16
王尚志|福州府闽县平字叁百叁拾捌号|23
王得万|泉州府晋江县发字捌百柒拾肆号|21
施简侯|福州府闽县平字贰拾伍号|21
刘裕德|福州府闽县平字肆拾捌号|2l
许廷辅|兴化府莆田县公字贰百拾捌号|23
李德利|泉州府晋江县发字壹千叁百叁拾肆号|20
徐良兴|泉州府同安县顺字壹百伍拾壹号|18
张源兴|福州府闽县平字贰百拾叁号|22
徐永兴|泉州府同安县顺字贰百肆号|21
陈振丰|泉州府晋江县发字壹千陆百捌拾柒号|19
资料来源：以上表格均见资料《文献丛编》第18辑，“雍正朝关税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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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因篇幅关系，雍正七年的21只抵达天津的闽船商人姓名、商船编号、水手人数没有列表。具体请参见《文献丛编》第18辑，“雍正朝关税史料”。
仅从上述史料，可以发现当时闽台与天津口岸的贸易垄断于闽商之手；并且，规模空前。
直到道光年间，姚莹撰《东槎纪略》还说：“台湾商船皆漳、泉富民所制”。“商船大者载货六七千石，小者二三千石。”[14]道光十五年刊本《台湾志略》云：“台船岁往江、浙、锦、盖诸州者以千计。”[15]道光十五年青照堂丛书刊本。两岸“往来商船皆内地富民所制，初则工料坚实船身宽广，大者可载六、七千石，小者二、三千石．贩运一次获利数千金。”[16]
乾隆、嘉庆与道光年间，台湾民间商业资本逐渐形成气候。《噶玛兰厅志》记载：“台湾广不满二百里，绵长二千余里，滨海之鹿耳门、鹿仔港、八里坌、五条港，商船辐辏，资重不下数十百万金。”[17]商人中一种“郊”的组织应运而生。“台湾的‘郊’，是一种类似同业公会之商业团体。”各地各行业的“郊”，分别公推同行中的巨贾富商为首，主持其事[18](P604)。
“郡治北郊”最早形成商业资本集团，专营台湾与上海、宁波、天津、烟台、牛庄等地之间的商业贸易，其代表商号苏万利，郊中有二十余号营商。后“南郊”金永顺继起，有营商三十余号，专营金门、厦门、漳州、泉州、香港、汕头、南澳等处货物运销。“糖郊”出现最晚，是由清代台湾规模最大的糖商李胜兴所主持，并兼营米糖运销。糖郊财力雄厚，与北郊、南郊鼎足而三，合称“三郊”[18](P603)。
连横著《台湾通史》亦云：“洎乾隆间贸易甚盛，出入之货岁率数百万元，而三郊为之主。三郊者，南郊苏万利、北郊李胜兴、糖郊金永顺也，各拥巨资，以操胜算。南至南洋，北及天津、牛庄、烟台、上海，舳舻相望，络绎于途，皆以安平为往来之港，而南之旗后，北之北港，亦时有出入。”“夫台湾产糖，三县为多，彰化尚少。及至乾、嘉之际，贸易绝盛，北至京、津，东贩日本，几为独揽。郡中商户至设糖郊，以与南北两郊相鼎立，谓之三郊。”[19](P627)，[20](P654)
《彰化县志》记载：“漳邑与泉州府遥对。鹿港为泉、厦二郊商船贸易要地。”[21]“行郊商皆内地殷户之人，出赀遣伙来鹿港，正对渡于蚶江、深沪、獭窟、崇武者日‘泉郊’，斜对渡于厦门日‘厦郊’。间有糖船直透天津、上海等处者，未及郡治北郊之多。”[22]“鹿港向无北郊，船户贩糖者，仅到宁波、上海；其到天津尚少。道光五年，天津岁歉。督抚令台湾船户运米北上。是时鹿港泉、厦郊商船，赴天津甚伙”；其后“船之北上天津及锦盖诸州者渐多。”[21]
应指出：“行郊商皆内地殷户之人”，这时期台湾有实力的郊商集团，实际上仍为闽商。清代前期，正由于闽商的作用，才使得台湾与沿海各省经贸关系呈现跳跃式的发展。
三、清前期台湾与各省物资交流规模日益扩大
由于清朝当局实行开海贸易政策，加上闽商所起到的特殊作用，促使清前期台湾与各省物资交流规模日益扩大。海峡两岸间的物资交流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
清代前期台湾与各省间的物资交流，台湾主要提供的是农副产品。《闽政领要》云：台湾“其种植者稻粟而外，更有栽种糖蔗、番薯、芝麻、落花生、菉豆等项。”[23]
台湾生产的糖是用于与其他省份交流的重要物资。台湾“糖、谷之利甲天下”[24](P944)。“糖为最，油次之。糖出于蔗；油出于落花生，其渣粕且厚值。商船贾贩，以是二者为重利。”[15]康熙、雍正年间，“三县每岁所出蔗糖约六十万篓，每篓一百七、八十斤；乌糖百斤价银八、九钱，白糖百斤价银一两三、四钱。全台仰望资生，四方奔趋图息，莫此为甚。糖斤未出，客人先行定价；糖一人手，即便装载。每篓到苏，船价二钱有零。”[25]
康熙年间，福建漳泉商贾就在闽台与江浙、山东等地经营转口贸易。此类海船“或载糖、靛、鱼翅至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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