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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代的“乡规”、“乡例”再思考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地权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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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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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子将土地——采邑与禄田，按等级封授给各级领主，禁止买卖，所谓“田里不鬻”[5]。秦统一后，将六国诸侯及大小封君所占有的土地统统夺取过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集中的土地国有制。秦汉帝国据此得以“计口授田”，即所谓“制土分民”，“赋田受廪”，“计口而给其田宅”[6]。汉以后历三国两晋南北朝以至于隋唐，国家一方面通过封赐，将土地分授给贵族、门阀、官僚，维系以大土地占有、庄园坞堡形式保留的领主制残余，如汉赐董贤田二千余顷、唐赐裴寂田千顷，唐规定贵族官僚授田少者20顷，多者100顷，均为永业等；一方面通过建立占田、均田、屯田等田制，将土地分配给农民，造就与土地紧密结合、由国家直接控制的所谓“国家佃农”。如唐规定农民丁男授田100亩，其中80亩为口分田、20亩为永业田，口分田死后交还，永业田终世不还等。唐中叶以后乃至明清，国家直接封赐土地的现象逐渐减少，但每一王朝开国之初，国家均实施招民垦荒、“准为世业”的政策，大批农民因之“插迁为业”，获得了土地；大批地主因之“藉名招佃”，获得了土地。第二，国家原则上对于全部土地拥有支配权与处置权。一方面国家有权封赐、圈拨、分配土地。前期毋论，后期如明朝，潞王庄田四万顷、福王端王庄田二万顷、惠王桂王及遂平安德公主庄田动以万计、寿宁侯有赐田24处3880余顷等，这些土地基本是皇帝封赐的，甚至有因土地不敷封赐，而令地方以向受封者交纳地租的名义加征赋税。[7] 再如清朝，满族入关前，努尔哈赤于后金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1621）四月迁都辽沈，六月即颁布“圈地与计丁授田”令，将辽东全部土地收归后金国家所有，命“在海州地方取田十万日，在辽东地方取田二十万日，给我驻扎此地之兵马”，同时以原辽东地方“富人广占田土”“食用不完”；“贫穷之人无田无粮”往往“沦为乞丐”而将土地重新分配，对原住汉民“计丁授田”，“平均分给每一男丁五日种粮之田，一日种棉之田……凡乞丐和尚均授给田亩。三男丁耕种公田一日。二十男丁内一人当兵……一人应役”。[8]入关后，清朝则以安置满族“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为由三次下令“圈地”，差人两骑前后跑马占圈，“圈一定，则庐舍场圃悉归屯有”。直隶绝大部分土地及山东、河南、山西、苏北的很多土地被圈，总数达16.6万余顷（一说达22万余顷）等。而每一王朝开国之始，大兵大灾之后，人口大量逃徙死亡所余的抛荒之地，更理所当然地属于“国有”，由国家据之以各种政策措施重新配置，达到人口与土地的结合相对生产和国家统治均衡合理的目的。另一方面国家有权收回、剥夺、罚没田土或改做他用。前期王者辄收封授之地“更易其主”；皇帝赐田可随时收回，称为“追赐”，罚没田土更是司空见惯。后期清朝对旗地的换补、革退、没收、改作他用等可称典型。换补，包括将瘠薄旗地调换民间膏腴之地；将已圈拨旗地调换其他土地；将此旗地调换彼旗地等。如顺治四年（1647）正月，因“去年八旗圈地”“薄地甚多”，遂令于“近京州县内不论有主无主地土”中拨换[9]。如康熙五年（1666）鳌拜矫旨命镶黄、正白“两旗换地”，共迁移壮丁6.8万余人；圈拨土地31.4万余垧，“京东各州县旗民失业者不下数十万人”[10]。第三，国家依据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向占有和使用土地的国人征收赋役。与占田、均田、屯田等田制及招民垦荒、变产更名、“准为世业”等政策捆绑在一起的，是口赋、田赋、租庸调、一条鞭、地丁银等赋役制度。对于被授予土地的农民来说，这是一种“依附的、纳税的、服役所得的土地占有制”[11]；对于国家来说，如果没有“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也就无权且无从征收赋役。
而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地权属，又有其鲜明的私有特色：第一，国人从国家封授、分配或因“招民垦荒”等政策获得的土地，虽或有各种限制（特别是前期），但实际上绝大多数情况下“增丁不加、减丁不退，升迁不加、已故降革不退”，属于可代代传袭、世世守之的所谓“世业”、“恒产”。即便“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先秦亦是如此。湖北出土的包山楚简中记有一个叫做番戌的人，因任左御之职有一块“食田”。番戌死后此田不是交还官府，而是由其子番步继承。番步死后无子，由番戌之弟继承。番戌之弟死后无子，由其从父之弟继承，并且在发生土田纠纷时，官府裁定认可其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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