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中国社会，商品流通、市场活动的经济价值与政治、社会价值并不一致。商品流通的扩大有利于市场的扩大和生产的扩大，但它的政治、社会价值在统治集团和社会精英士大夫阶层看来却是负面的。14世纪至18世纪中国进出口长期顺差，白银大量流人，货币商品关系发展，封建伦理日益消蚀，“礼崩乐坏”，“世风日下”，动摇和侵蚀着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统治秩序。这一点明清社会与中世纪后期的西欧诸国的情况很不一样。欧洲君主的敛财政策和雇佣军制度使工商业发展的经济价值与其政治价值趋于一致。这是这一时期中西方统治者对商品经济不同态度的根本原因。如果说国内商业还有必不可少的社会需要，那么对海外贸易的态度则更能反映中国统治者的取向。

15世纪至18世纪，尽管有海外异族的侵扰，但这些海盗式的侵扰并不构成真正的威胁。明清时的中国与中世纪晚期的欧洲不同。中国相对周边国家强大和先进，外部压力远比内部压力小。明清时期中国政府主要关注的是国内农业经济和农民社会的稳定。而欧洲，特别是西欧各国彼此疆界相连，国家之间的竞争压力很大，各国注重军事实力，因而注重商贸、制造业等经济发展以便获得税赋收入，强化军力。欧洲各国政府在经济发展、科技发展、外贸发展等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远大于中国——这个以神州自居而睥睨天下的国家。乾隆御制诗有“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之句①。明清统治者既傲视外人，又对外夷心怀怯意，正是这种吊诡思维使他们在对外经济关系上轻易地采取封闭或限制的政策。

对世界变化的无知，世界竞争忧患意识的缺乏，是与此相关的又一重要因素。由于距离和偏见，中国的上层和士大夫阶层在18世纪前对世界的变化毫无认识，手捧长长编年史陶然自得，封闭了一切向外国学习的思想。劳民糜财的郑和下西洋被人责为“弊政”，固有一定的道理，而成化年间明廷销毁了郑和所有的航海资料，则匪夷所思。16世纪以后有些西方人写的介绍中西国情民俗的著述传人东土，中原官绅阅之为“海天奇谈”，直至19世纪初叶一些介绍西方的著述，仍被大多数士大夫认为是“化外蛮风”，不足一论。认知空间的扩大没有引起价值层面的观念改变。没有真正的比较，便认识不到差距，对世界变化、世界格局的无知，必然导致盲目自大，故步自封；而越故步自封，则越漠视与外交流。这种主流社会认识上的偏差成为明清时期闭关锁国极其重要的社会意识方面的原因。

进一步认识明清经济内向化演进的由来，还必须深层次地分析唐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走向和特质。中国封建社会直至唐宋时期，其对外开放、商品经济和文化科技的水平在世界上都是处于领先地位。唐代中国有人文精神，宋代中国有科学精神。李约瑟认为5世纪至13世纪中国有世界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科技，中国宋代最具文明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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