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参见程念祺：《论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市场问题》，《史林》1999年第4期。

明清商业资本的这两个特点，导致当时中国的社会资本呆滞于流通领域，而没有广泛地向生产领域渗透，生产的规模化、社会化难以发展。科学技术得不到经济利益的激励，科技发明社会化发展的道路被堵塞；在视科技为“奇技淫巧”的社会价值取向环境中，科技发明的社会精神动力也丧失殆尽。

明清内向化发展的另一个深层因素，是中国传统社会“自我循环机制”的作用。内向化演进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自我调节和整合。中国封建社会有两个特点，宋以后更加突出：一是地主经济、小农经济伴随着商品、货币关系长期存在；二是封建王朝周期性更替。这两个看似不利因素，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两个“护身符”。一定程度的商品化发展，一方面可以调节、维系小农的生产与再生产，另一方面土地的自由买卖和地权的市场途径转移成为下层自然经济和上层特权经济间的一种有效调节。唐末五代十国以后，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大的分裂局面，王朝的延续时间也较长，其重要原因就是有限的商品经济的一定程度发展的作用：其一，渐渐形成了全国性的长途商运市场，增加了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优化了小生产的再生产、扩大再生产的补偿条件。其二，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封建体制下，社会资源配置的弊端。“千年地，八百主”，在农业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地权的分散度高于北方，创造出了传统农业很高的土地生产率。在土地私有制的条件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而王朝的周期性更替导致社会权益分配重新洗牌，消解在有限商品化条件下难以消解的结构性弊端(二三百年皇亲国戚可以繁衍至一二百万，导致社会难以承受)，以此刷新社会，开始新一轮的传统政治、经济的生长与演化。这种“机械式的震荡”代替了社会“质的转变”。历史在这种回归震荡中消逝，传统经济制度无甚磨损，而且不断完善。如同一只蟹，不断地脱去老化的外壳，用新壳来代替，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模样，而且更加庞大。正是这种不断地蜕旧更新维持着它的活力。中国的统治者和士大夫集团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不断地修补完善中国的圣朝体制和社会制度。当一个事物臻至“完美”，它便停止了发展。中国高度成熟的传统制度及其混合经济(它包括小农的自然经济、官府的指令经济及有限的商品经济)具有的弹性使它在“有效的运作”中“延年益寿”。它的封闭，它的衰落，不是它有太多的缺陷，而是相反，在于它的太“成功”和太“完备”。

明清时期，当人口增长与资源、生产力发展不协调而严重失衡时，社会张力加剧，其社会危机趋向深刻。解决这种资源与人口失衡的社会危机，可以有对外发展和内部震荡两条出路，但直到19世纪，中国传统社会的危机仍然在这一机制制约下试图通过农民战争改朝换代的方式来解决。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