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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乾隆御制诗》第五集，卷二六．丁耒二《上元灯词》。

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和科技发展的规律看，传统社会生产力革命性的突破只能发生在第二产业——制造业。制造业的发展，(手)工业品市场的扩大对科学技术会产生强大的需求拉动，另一方面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尊重和鼓励也会刺激科技的发展。前者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利益驱动，是科学技术进步基本的物质动力，后者是科学技术活动的社会评判、社会价值取向的因素，是科学技术发展重要的精神因素。在中国，特别是宋代以后这两种动力都十分微弱。首先，市场对科学技术的需求很不足。传统市场中最主要的市场主体和市场资本是商人和商业资本。要说明这个问题，先要分析传统中国社会的商业和商业资本。宋元时期，中国的传统商业已很繁荣。明清时期由于土地的开垦和农业生产人口的增加使社会剩余总量有所增加，为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城市人口增加，使市场商品流通总量扩大。明清时期传统商业的规模、商人的活动范围和商业资本的积累，都大大超过了前一历史阶段。从历史资料看，明清时期的商人的数量和商路的开拓都有新的发展，长途贩运几乎遍布全国，并出现了积聚百万财富的商人和运作于流通领域的巨额商业资本。但是，中国明清商业有两个致命的缺陷：(1)商业资本没有和制造业结合起来。与唐宋相比，明清的版图更辽阔，商人活动的范围更大。商人经营和贩运的商品主要是各地的土特产和一部分手工业品。虽然明清时兴起一些手工业中心，但与此同时，农民的家庭生产多样化程度也在提高，特别是传统棉纺织技术普及后耕织结合的程度加强，自然经济得到新的生产技术的支持而更趋稳固。那些手工业专业地区的产品长途贩运并不具有很强竞争力，销量并不大，在农村更没有销路。这就限制了商业资本对制造业投资的兴趣，阻碍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相反，由于土地租佃收益的稳定性和米价的上涨趋势使许多商人乐于把商业赢利投向土地。商业资本在拒绝向工业资本转化的同时，却与封建农业结合起来了。(2)特许经营和官商制度破坏了市场机制的正常发挥。明清时期的官商制度比唐宋时期进一步发展。明清民间商人虽富有，但最能累积巨额财富的却是盐商、茶商、洋商、票号、铜商等特许商人，他们凭借着特权独占市场可以获得远比普通商人高的利润。如盐商、票号最富者有资产数千万两。清代广东的“十三行”行商靠垄断外贸，其商业利润也十分惊人，巨富者家产达二三千万两。江南的一些丝商、盐商依靠与官府的关系敛财暴富。另外在传统社会，朝廷皇室和军队是最大的集团消费者，承接他们的生意是商人提高社会地位和迅速致富的重要途径。特许经营和官商制度扭曲了市场规律，形成了恶劣的经营导向，商人们把发展的希望不寄托于市场开拓，并由此而增加对科技发明生产创新的兴趣；而在于谋取流通领域的超经济特权，其经营注意力始终游离于生产领域之外。官商以政治特权攫取厚利，其不仅不会措意于科技创新，而且也不注重于经营，赢利的大部分用于奢华靡侈的生活消费。在明清的专制体制下，市场和市场主体始终缺乏独立自由发展的空间。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宋以后各代的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虚假”成分。宋后各代，朝廷赋税货币化，迫使农民出售土地产品以完税。有学者将这种由政府赋税政策推动的商品交换称之为“财政市场”①，颇有见地。这种“财政市场”所导致的城市社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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