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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明中叶以后政治腐败与经济繁荣同时并存的奇特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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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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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时尚蔚然成风。这些都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另外，随着“海禁”的部分解除，对外交流与贸易，尤其是私人海上贸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这种情况在广东、福建地区，最令人注目。
政治日趋腐败，经济何以会不断发展？这是需要花力气研究的。 三、原因分析
明中叶以后，政治日趋腐败与经济繁荣同时并存，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种政治、经济现象的出现，并不奇怪，也不难理解。它是新旧政治、经济势力矛盾冲突运动的历史产物，是社会转型中一种内在互动影响的结果。
在分析成、弘以后经济繁荣之前，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明初至中叶经济的发展过程。
明代初期，封建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医治战争创伤，与民休养生息。移民垦荒、军队屯田、整理赋役等等系列举措，都是为了实现“田野辟、户口增”，恢复社会经济的根本目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仍是老样子，传统旧势力一统天下，十分牢固。从宣德朝开始，政治上，皇帝自操威柄的局面发生改变，宦官势力渐渐抬头，内阁权力开始加大，各种关系和斗争变得日益复杂；经济上，生产恢复时期已经基本结束，军屯制度遭到破坏。农民为赋役所累，农村发生动荡，逃亡日众，并由此演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名为“仁宣至治”，实际是在号称“繁荣强盛”的背后潜伏着难以克服的危机，
进入正统以后，由于英宗年幼无知，一代名臣“三杨”相继去世，宦官开始干预朝政。“麓川之役”之后，又发生震惊朝野各界的“土木之变”，于是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农民起义、流民运动浪潮翻涌，一浪高过一浪，至成化初年达到高峰。
物极必反。大乱之后，虽然未必就会有大治，但总是会有一些变化的。大约从成化朝中后期开始，广大农村在经历了阵阵剧痛之后，随着大批流民相继“复业”，重新回到土地上，不少地方的社会秩序渐趋平静，农、工业生产显示出回升的势头。只是由于各个区域的情况不同，回升的速度有快有慢。对明代经济发展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江南地区，仍然走在最前头，而且出现新的面貌。这个“新”主要是指产生一种新的经济成分的迹象。
一是个体农家手工业生产性质发生转变，逐步冲破旧的传统经营模式。不是如同过去那样是为了自家生活的需要，而是开始孕育市场竞争机制，转向以市场为主要导向，按市场需求进行生产，纺织业生产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
明人张瀚在追述其祖辈发达史时，说：
“毅庵祖家道中微，以酤酒为业。成化末年值水灾，时祖居傍河，水淹入室，所酿酒尽败，每夜出倾败酒濯饔。一夕归，忽有人自后而呼，祖回首应之，授以热物，忽不见。至家燃灯烛之，乃白金一锭也。因罢酤酒业，购机一张，织诸色紵币，备极精之。每一下机，人争鬻之，计获利当五之一。积两旬，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商贾所货者，常满户外，尚不能应。自是家业大饶。后四祖继业，各富至数万金”③。
张瀚，浙江杭州府仁和县（今杭州市）人，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进士。他所说的这段话，抛弃其迷信色彩的外衣，余下的内容当是可信的。纺织业是当时江南手工业的龙头产业，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上述情形非张家独有，而是一种普遍现象。就是像徐阶那样的大地主、大官僚家庭，家中也是织机之声不绝于耳。家庭手工业走出狭小范围，扩大发展空间，参与市场竞争，意义重大，无疑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催化剂。
二是旧的工商业城市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以江南著名的工商业重镇苏州城为例，明代长洲（今苏州吴县）人王锜，以其亲身经历回忆说：
“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天兵所临，虽不被屠戳，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至营籍亦隶教坊。邑里潇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④
王锜，生于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卒于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关于苏州城变迁的情况，明初部分肯定是他间接所得，正统、天顺以及成化以后，为他经眼所见，当属可靠无疑，
三是明代官营手工业的衰落，民营手工业的兴起，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进一步松懈，大多出现于成、弘以后。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具有近现代城市性质的工商业市镇的勃兴，也是始于此时，并且由此奠定了今日我国工商业城市的基本格局。
明代仍以农业经济为基础。但农家手工业生产的独立化趋势和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于拉动新经济因素的产生和增长，作用犹为显眼。为此，我们以为可以成、弘为中叶以后经济繁荣之界始。在此之前，社会经济的发展从没有离开封建制度设定的轨道。在此之后，敏感的人们已经闻到一些质变的味道，或者说觉察到中国社会即将发生新的重大变化的某些征兆和景观，当然这个定位是否有些道理？敬请大家不吝赐教，更盼展开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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