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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明中叶以后政治腐败与经济繁荣同时并存的奇特现象

时间:2009-7-24 13:51:39  来源:不详
讨论。
  以下具体分析中叶以后经济繁荣的一些深层次原因,包括国内与国际大环境两个方面。
  从物质生产的角度考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有综合性的自然环境、地理条件,有人为的作用,等等。这是毫无疑问的。“民以食为天”,由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进行各种发明创造的前提。因此,它必须保持连续性,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相对的稳定性。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就其总的趋势而言,经济是不断向前迈进,只是速度有快慢而已。中国的经济也是如此。在中国古代各个时段,社会经济在其自身内部都蕴涵着发展的动力。如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或大范围的自然灾害,或者其他强大破坏力的抑制和阻碍,经济都必将自发地一步一步向着更高的水平前进。明代从中叶以后,虽然有农民起义的某种冲击,有“南倭”、“北虏”的侵扰,有其他原因引爆的战争,也有灾荒和疫病,但都限于局部地区,或是短时期的,没有发生上述几种难以抵御的特殊情况(至明末才发生全国性农民大起义)。而她自建国以后所展开的移民垦荒、军队屯田、兴修水利交通、开发边区等系列大动作奠定的物质基础,不仅对于巩固国家政权起着重大作用,而且也保证了经济持续发展的速度;虽然受到影响,但不至于因为政治日趋腐败而突然中断其历史进程。
  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考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是唯物史观的一条基本原理。在各个国家(或地区)之内,经济发展总是不平衡,有些比较富裕,有些比较贫穷。这是各国的共性。只要国家实行有效政策,维护先进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就可以带动落后地区,最后逐步促进全国经济的共同发展。有明一代经济重地在江南,它是当时国家经济的大“后方”,军国费用的主要依靠。明初洪、永时期,建都南京,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同处一地,朝廷可以就近监控江南的政治、经济。各种临时性的杂役派发自然比较多。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都燕以后,政治中心北移,从此远离经济重心,虽然南粮北运的任务加大,成为江南重役之一。“民所患苦,莫如差役”,“江南民运粮诸仓,往返几一年,误农业”⑤。但在另一方面,“杂泛”应有所减少。南京作为留都,虽然设有同样一套国家机构,但多闲职,实权操之于北京朝廷。由于距离远诸原因,北京中央政府对江南政治、经济的直接控制相对松动。在漕粮实行军运,尤其是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南直、浙江等处四百万石税粮折银征收以后,农民获得了较多的自由支配时间,少误农时。这些都有利于江南农、工、商各行各业的发展。
  最值得提出的是,封建国家从一开始,就运用中央集权的强大力量,对江南这块财源重地,实行特殊的保护、倾斜政策,例如,自始至终不准在此地建立王府、设置皇庄等各类庄田,从而不存在管庄官校严重扰民的问题;比较下大力气整顿江南地区的吏治,地方要员多择才堪重任之臣;格外重视江南地区的基础设施问题(如水利、交通等);蠲免田租、赋役政策等很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改革运动,也都是首先从江南地区发动起来的。⑥此外,除“倭寇”侵扰和嘉靖抗倭战争以外,北方蒙古贵族的进犯、中叶以后的几次战争,多发生于经济滞后的边境地区,减少了对江南的直接压力和威胁。就连明末那场农民大起义,在全国经济最富庶的苏、松、嘉、湖地区,也没有留下起义军的脚印。直到明亡,这块繁华的土地才受到满洲贵族铁骑的蹂躏,
  从经济、政治综合改革的推动作用考察,明代各种势力斗争形势复杂,交锋激烈。一方面,直到明亡之日仍存在着相当强大、顽固的保守势力。另一方面,革新势力也在不断发展壮大之中,这就是经济、政治综合改革浪头的步步高涨。由国初洪武朝开始减轻官田重租,经宣德、正统年间江南巡抚周忱进一步推行以均田均粮为核心的赋役改革,始终没有停止,从均平耗米、税粮折色,到“田不分官、民,税不分等则”;从征一、纲银、一串铃诸法,至嘉、隆、万以后内阁首辅张居正的政治、经济综合改革;实行考成法、清丈田亩、全面推广“一条鞭法”落幕,历时约一个半世纪。其间多少有识之士,从忧国忧民之心出发,为实现富国强兵之目的,不断探索变革生产关系、发展社会经济的良方妙药。他们提出建议、主持设计、并付诸实践。这些改革措施,涉及到经济和政治两大方面,范围极为广泛。政治方面,主要是关于国家机器运作的某些程序、人事任用、工作作风等问题,以达到自我调节统治机制,使之保持一定的活力。这类改革有助于唤起一部分人的忧患意识,提高行政效率,多少抑制、减少了政治腐败现象。重头戏是经济改革,它以不亏国计、不损民生的赋役改革为中心,兼及工、商业。前者,松懈了人身依附关系,减轻了农民的一些负担,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能够保持较大的旺力和发展势头。后者,更新了人们的“本末”观念,由重农而不轻商,“工商皆本”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商业意识大为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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