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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明中叶以后政治腐败与经济繁荣同时并存的奇特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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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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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个重要因素。封建政治的核心是政权问题。政权由人掌握，政策由人执行，治国以人为本。人品各有不同。君有勤懒、贤否，臣有邪正，宦官和大小官吏也是如此。而且同样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明中叶以后，所谓政治日趋腐败，最根本的是国家权力运作偏离法制轨道，没有依法正常行使，理应掌权的，不正当行使；不该享有的，随意滥用；以“权力”为立身处世之工具，并将其变为个人财富。其主要表现有：
第一，皇帝庸懒，宦官擅权，政策导向不对头。是时，皇帝多宫生内长，缺乏实政经验，尤其是倦怠国务。于是宦官势力乘机而起，厂卫凌驾法律，乃至左右高层决策，把持军国大计。
宪宗不问朝政，在位二十三年只接见过一次大臣，朝中大事放任汪直处置，因此，人们“只知道有汪太监，不知道还有皇帝”；
孝宗，号称“中兴之主”。《明史》亦云，“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其实，“中兴”举措，大多半途而废；
武宗天性厌烦国事，耽乐嬉游。他居“天位”，刘瑾揽大权。故时人戏称；朝廷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朱皇帝”，另一个是“立皇帝”、“刘皇帝”。刘瑾被诛，其党张永等人照样受到重用；
世宗初政，尚有所为。后来长期深居西内，“一心玄修”，梦想长生不死；
穆宗则从未见过大臣；
神宗，初行新政，业绩可嘉。尔后二三十年“万事不理”，“唯货是闻”，只顾自己，不管国家机构近乎瘫痪，阁、部、院行政效率跌到最低点；
光宗，“一月天子”；
熹宗置国家最高利益于度外，成天摆弄斧锯，大权听由魏忠贤总理。时人讥曰：都城内外，但知“有魏忠贤，而不知有皇上”。宦寺之祸，由此而极。
思宗刚愎自用，反复无常，在位十七年，易相五十余人、刑部尚书十七人、兵部尚书十四人，被诛者七人。大势已去，国运终止。
第二，皇族矛盾与君臣纷争，相互交织，愈演愈烈。
皇帝的家事也就是国事。皇族的矛盾必然引发政治混乱。皇帝这个大家族对于局外人来说，永远是一个变幻莫测的神秘世界，时而欢声笑语，时而怒目相视，时而风平浪静，时而刀光剑影。从安化王和宁王起兵反叛，到‘大礼仪”和严嵩乱政，从“国本之争”、“矿税使之争”、福王庄田之争，到“三案’构争，为祸益炽，国无宁日。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君臣之中，以皇帝为中心，以宦官和内阁为两翼，形成最高决策机制，他们是决定朝局走向的根本势力。在他们中间有三层关系最值得注意；其一，皇帝是国家权力的核心和象征，皇权至高无上，宦官和内阁（包括部、院等）都是打着维护皇权的旗号，辅翊皇帝。其二，宦官与内阁，经常处于对立状态。皇帝表面公正，实际是偏袒宦官，压制内阁，使之难以发挥作用，造成宦官的权力往往在内阁之上。“明内阁首辅之权最重”，“而司礼监之权又在首辅上”。“宰相、六部为奄宦奉行之员而已”。其三，宦官与内阁的权力大小，各有制度之规定，还有皇帝对他们的感情，也取决于他们各自的才能和势力。他们既从属于皇权，又会对皇权构成威胁，导致皇帝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以维护自己的尊严。刘瑾、魏忠贤的下场，张居正的历史悲剧，就是其中的典型例证。以上三层复杂关系，也是引起当时政治动荡的重要根源。
第三，法制弛废，吏治败坏，社会矛盾激化，
太祖当国重视法制，立法锄强扶弱，吏治清明，绩多可纪。或言：“沿及成祖、仁、宣、英、景、宪、孝诸帝，亦皆加意吏治”。所以，史有“洪武以来，吏治澄清者百余年”的结论。“中叶以后，士大夫趋权附势，相习成风。嘉、隆以降，吏治日偷，民生日蹙”①。尤其是自宪宗开始，皇帝带头掠夺国民财富，各类庄田遍郡县，官绅地主亦大肆兼并土地，赋日重，役日增，民益困，人心背离，败局已成，
第四，派系林立、党争加剧。
廷臣党争，历代皆然。明代亦早已存在，但前后有不同。洪武迄成、弘，门户未开，公心犹在。正、嘉之时，“渐多以意气用事”。进入隆庆，大臣相轧，门户已开，到万历三十九年和四十五年两次京察，群臣水火之争已无以复加，宁可坐视国破民亡，也不能破除门户之角立。宣党、昆党、楚党、齐党、浙党，竞以攻击“东林”为能事，“东林党争”几无休日。
第五，民族矛盾出现新变化，国家安全形势日益严峻。
“南倭”猖撅一时，“北虏”屡次犯边，西征、南征、东征，国力消耗几尽。至后金政权崛起，替代蒙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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