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上所述，所谓“真不可思议”，换言之，确是大得离奇。但事实的可能，究竟有多少长?多少阔呢?这一问题，在文献不足的今日，我们尚无法作精确的解答。但因新史料续有发现，已不难作近是的推想。我所谓新史料，第一是郑鹤声先生发见的静海寺残碑，此碑今残存南京下关静海寺壁间。二十五年春，为郑先生所访得，刮剔磨光，得一百四十八字。此碑虽仅存几分之一，而文字无损。其追纪通番往事，语气仿佛《事迹灵应》二记，可断为郑和等所建立，其时大约在末次南航离京之际，略前于二记。惟碑文纪事，则较二记为详；所乘海船，并经叙及。一云：“永乐三年，将领官军乘驾二千料海船并八櫓船……”又云：“永乐七年，将领官军乘驾一千五百料海船并八橹船……”据此，我们知道郑和永乐三年之行，所乘系二千料海船。宋应星《天工开物》第九卷“舟车”，谓舟“或以形名，或以量名，或以质名，不可殚述”。然则此二千料之“料”，大约为容量的单位，即所谓舟以量名。但二千料海船制度如何?是否“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仅据残碑亦复无从考证”。去年夏间，我在苏州，承省立图书馆王佩诤先生之介绍，得见梁溪余氏所藏《龙江船厂志》孤本，书成于明嘉靖癸丑(1553年)，距郑和末次南航(1431年)，已百二十年。著者为上海李昭祥，他是南京工部的官，于船厂的掌故，记载极详备，可说是专家著作。事先我满望能从书中得到“宝船”营造的制度，结果，失望得很!除海船图外，仅仅查得“海船已革，制度无考”八字。可是从别的方面，却颇有所得，最大的收获，是书中载有四百料，二百料，一百五十料和一百料，战座船的详细制度，因此二千料海船虽然无考，我们推论的凭借却取得了。现在我将所得的资料，制成统计表如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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