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一般说来，在明代初期女真地区大体上是一个农业、游牧、采集、渔猎混杂交错的经济结构。在这个混杂交错的经济结构中，畜牧生产占居主要地位，马匹牛羊是构成其财富的主要内容因此。畜牧产品不仅是他们主要的生活资料，而且还是与外界进行交换的主要输出品。其次，采集、渔猎和农业也是占有一定地位的生产活动。女真族居住的东北地区，得天独厚，资源丰富，不仅森林茂密，盛产人参、貂皮等特产，而且土壤肥沃，灌溉便利，适于耕作。如建州女真地区，“产珠及参与貂，最下赤松子。界鸭绿江而居。珠，江出也，其鱼最肥。……东多茂松，貂巢其上，张弓焚巢，则貂坠于罗。取山泽鱼盐之利，故酋自富”[④]。采集、渔猎生产出来的人参、东珠、貂皮等产品，在与汉族地区的交换中，具有较高的交换价值，是最适于同汉族地区进行商品交换的产品。农业生产比较落后，惟有建州女真，“匡居耕食，不长射猎”[⑤]，其余各部的农业生产更加落后，有的部落甚至还没有农业经济，主要因为缺乏农具和农业技术。

综上所述，明初女真地区的经济结构表明：它的生产特点是能够提供较多种类的土特产与汉族地区进行商品交换活动。由于手工业和农业的不发展，它也十分需要通过与汉族地区进行交换活动，输入粮食布匹等生活资料和发展农业生产所需的铁制农具。

另一方面，汉族地区也同样需要与女真地区进行贸易活动。这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明朝政府为了实行对女真族的。“羁縻之策”，这是政治的原因。永乐间，“置马市开原城，通交易，稍给盐米布，瞻诸酋豪，使保塞，不为边寇盗”[⑥]。明朝政府通过贸易活动，使女真各部为部为明朝政府守卫边塞，从而加强了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统一。如明朝辽东边将李化龙说：“马市为夷货流通之府，胡汉之人，胥仰藉焉。抢掠所获不足以当市易之利，夷人以市为金路，惟恐失之。而我亦借此以为羁縻；故开原事体，与别处不同，抚驭得，夷情顺，则可不烦兵革而坐享谥宁”[⑦]。

明政府利用民族贸易“以为羁縻”，往往比单纯依靠武力征服更为有效，所以一直积极地发展与女真族的贸易关系。其次，是汉族地区十分需要女真地区的土特产，如马匹，人参、貂皮之类的货物。这是经济的原因。明朝政府通过贸易获得马匹之类的军用物资，较之汉族地区放牧孳生更为便利。此外，人参，貂皮之类的特产，是地主阶级豪华生活不可缺少的消费品。“京师冬月，例用貂皮暖耳．每遇江寒，上普赐内外臣工。……盖赐貂之日，禁中例费数万缗”[⑧]。可见需求量之大。不仅北方京城中的官僚需要貂皮制品，就是南方城乡的地主，缙绅，甚至“拥工贱役”，也“概以貂鼠、骚鼠、狐皮缨帽，不分等级，……一体乱戴”[⑨]。总而言之，在明代，汉族与女真族之间互通有无的贸易活动已成为双方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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