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年间，女真社会中的奴隶，主要是他们在战争中掳掠去的汉人，“野人之俗，不相为奴，必虏汉人，互相买卖使唤”[51]。而早已在封建社会中生活的汉人是不堪忍受奴隶制剥削方式的，他们纷纷起来反抗。如汉人孙良被掳为奴，“杀主之妻”[52]逃亡。汉人狂仲武被掳，卖李豆里家为奴，他“以斧并击杀”奴隶—主李豆里及其子胡赤，寅夜逃奔。因此要使汉人不仅抗，必须改变对其的剥削方式，学习汉族封建制度，以封建剥削方式来统．治汉人。马市贸易就是女真族观摩汉族进步的生产方式和封建文化的一个窗口。如后金国的创始人努尔哈赤，在其少年时曾经常往来于抚顺关马市，进行贸易。在贸易中，他广交汉人，了解汉族封建制度的情况，受到汉族文化的薰陶，培养了自己“好看三困、水浒二传”[53]的兴趣。他曾说过：“我之学好明矣”[54]。总之，马市贸易为女真族吸取汉族封建文明开辟了信息渠道，对女真社会形态的飞跃具有深刻的影响。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攻下抚顺，马市贸易因民族战争而中断。但是汉族与女真族的经济联系和贸易往来却并没有因为政治关系的破裂而中止。天启，祟祯年间女真族与汉族的贸易通过朝鲜、蒙古的媒介而继续进行。据兵科给事中宋鸣梧题本记载：“闻奴孽以荒饥为名，假西夷(蒙古族)市米高台堡，皆窖藏于猪首山，……无非欲因粮中国”[55]。但是，通过蒙古族的媒介而输入汉族地区的货物是要花费代价的，“西夷以南朝货物，抽我国(即后金国)膏髓，我国以有限财物，填彼无劣溪壑，未必不为失计也”[56]。此外，女真族还通过“奸细”转手，购买汉族地区的货物，”若今日之奸细，不过贫民营利而已。……况奸细贩货，实便我国(即后金国)，胡不将计就计以为之？涂近价廉，诸物可致，何必劳人马，涉险阻，而远交西夷手?”到了崇祯十一年(1638年)，皇太极派遣达雅齐等到张家口，“与镇守议岁币，……兼议关互市”[57]。明年，皇太极“叙张家口开市功；达雅齐等，俱授为牛录章京”[58]。由此证明：通过长期的马市贸易，汉族和女真族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成员。马市贸易在我国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能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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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太宗实录》卷25，永乐元年十二月辛丑。

[②] 《明太宗实录》卷62，永乐七年闰四月巳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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