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明初，农业在女真地区的生产活动中并不占主要地位。但到了明代后期，由于通过马市输入了大量铁制农具和耕牛，同时，不少汉人进入女真地区，传播了农业生产技术，推广牛耕，出现了“农人与牛，布散于野”[39]的景象。铁制农业的输入，为女真族发展农业提供了先进的生产工具，使得农具耕种面积大幅度增长，“土地肥饶，禾谷甚茂，旱田诸种，无不有之”[40]。不仅女真地区开辟了)：数耕地，而且还不断蚕食汉族地区的土地以发展农业，如万历四十一年五月，“益垦南关旷土”[41]，就是一例，在明代后期，农业成为女真地区占居主导地位的生产部门。努尔哈赤在谈到女真族与蒙古族的经济区别时说：“尔蒙古国以饲养牲畜，食肉着皮维生，我国乃耕田食谷而生也”[42]。

明代后期的女真地区，不但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由于输出大量畜产品和土产山货，刺激了采猎经济和畜牧经济的迅速发展。如人参生产技术的革新就与马市贸易密切有关。人参是女真族在马市贸易中输出的主要商品。

但是，人参传统的加工方法是“以水浸润”。这种方法的缺点是加工出来的人参“唯以耐久”。明人藉此原因，经常压低售仇据《清太祖实录》卷二记载：“曩时卖参与大明国，以水浸润，大明人嫌湿推延，国人恐水参难以耐久，急售之，价又甚廉。太祖煎煮熟晒干，诸王臣不从。太祖不徇众言，逐煮晒，徐徐发卖，果得价倍常”。人参生产技术的改进，提高了人参的质量，使女真族得到了加倍的经济效益。人参以及其他土产山货的大量输出，繁荣了女真地区的社会经济，“互市交易，以通商贾，因此满州民殷国富”[43]。

马市贸易的发展还推动了女真地区商业的繁荣，商人阶层的兴起和货币经济的发展。努尔哈赤曾经常派遣商人到黑龙江地区、朝鲜等国去做生意。有一次就派三十名商人去黑龙江地区进行贸易[44]。同时，后金国还“铸天命通宝钱”[45]。改变了过去物物交换，“掠钱无所用，高积如山”[46]的原始状况。与此同时，白银也成了流通中的货币。如在与明朝的朝贡活动中，女真人要求明朝将“赐物折价”[47]，以银授给。

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明初，女真各部的社会形态还处于“文明的入口”即氏族制日趋瓦解、家长奴役制逐渐发展的阶段。明万历初年，女真族进入奴隶社会，万历未年，女真族已趋于统一，建立了称为后金的封建国、家，迅速地从奴隶社会跨入封建社会。女真社会形态的飞跃发展，与马市贸易具有一定的关系。马克思说：“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但是物一旦对外成为商品，由于仅作用，它们在共同体内部也成为商品”[48]。马市是女真族与汉族相互接触的地方，马市贸易使女真社会出现了商品，这就包含着随之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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