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表可知，到万历年间，马市商税税率，最多的要比嘉靖十六年前增加三倍。此外，明朝政府的官吏在马市贸易中还要“强抑市价”[35]，使女真族倍受经济损失。如弘治十二年，“广宁、开原、抚顺三马市，每遇夷人持马，貂诸物来市，被势家镇守等官纵令头目仆从减价贱市，十偿三四，夷人受其挫勒，扦阅积久，怀怨殊深，往往犯边”[36]。明朝官吏对女真族的掠夺，曾迫使他们多次起兵反抗，但结果往往遭到明朝官兵的镇压。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女真族后金国汗努尔哈赤率兵攻明之前，发布“七大恨”以誓师。在“七大恨”中，努尔哈赤针对明朝辽东官兵横行马市，勒买人参，强征貂皮的掠夺行经，义正辞严地指出：“文武边官，欺诳壅蔽，无怀柔之方略，有势力之机权；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苦害侵凌，于态莫状”[37]．所以,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政权对民族贸易的蛮横干预，是阻碍民族贸易发展的羁绊。
第二是随着马市贸易的发展，交易商品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在明初女真族从马市中输入的商品主要是粮食、布匹等生活资料。到明代后期，女真族输入商品中铁制农具和耕牛占有极大的比重。据辽宁省档案馆所藏明档记载，女真族商民到镇北关和广顺关马市交易，几乎每次都买耕牛和铧子，有一次交易耕牛达八、九十头，买回的铧子达一千一百三十四件之多。在明代后期，由于女真地区农业的发展，还能输出粮食等商品。如万历六年，建州女真在抚顺马市“换过麻布、粮食、马匹等货”[38]。与此同时，汉族仍在马市中输入大量的高级消费品，如人参、貂皮等。由于输入的商品性质不同，对双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就产生不同的影响。一般说来，过多地输入高级消费品，对汉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因为高级消费品的输入，刺激了地主阶级消费欲望的膨胀，加剧了其对农民和其他生产者的封建剥削使得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另一方面，社会财富过多地用于消费，必然减少积累，有碍社会生产的发展。女真族输入大量铁制农具等生产资料，是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对东北地区农业的开发和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马市贸易的发展是汉族与女真族之间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的表现，反映了汉族与女真族社会经济的相互依赖性正在日益增强。正是由于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的发展，使女真族社会发展的进程完全离不开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
三、马市贸易对女真社会发展的影响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即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除了取决于它的生产之外，还取决于其与周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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