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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华北的蝗灾与社会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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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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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本文探讨的范围位于黄河以北的华北平原地区，这一地区历来是蝗灾高发地区。徐光启早就对此有所认识:“按蝗之生，必于大泽之涯，然而洞庭、彭蠡、具区之旁，终古无蝗也。必也骤盈骤涸之处，如幽琢以南、长淮以北，青兖以西，梁宋以东诸郡之地，湖漅广衍，暵溢无常，谓之涸泽，蝗则生之。历稽前代及耳目所睹记，大若如此”1。在现代农药推广以前，灭蝗基本上以人力扑捕为主，由于飞蝗在较大的地区内发生，个人或单个村庄等小规模防治是微不足道的。客观上要求大规模的组织进行干预，这便促成了封建中央政府的统一指挥。在古代社会，只有如此，短时间内完成较大范围的人员组织和调动才能实现。
宋代，政府已开始有规模地组织民众从事捕蝗，并涉及到国家与乡村多层次的治蝗协作。南宋淳熙八年，政府制定关于乡村捕蝗律法：“诸蝗初生，若飞落，地主邻人隐蔽不言，耆保不即时申举扑除者，各杖一百；许人告报，当地职官承报不受理，及受理而不即亲临扑除；或扑除未尽，而妄申尽净者，各加二等。诸官司荒田牧地，经飞蝗住处，令佐应差募人，取掘虫子，而取不尽，因致次年生发者，杖一百；诸蝗虫生发飞落，及遗子而捕掘不尽，致再生发者，地主普保各杖一百”2。捕蝗的规模也相当大，元中统年间，真定一带蝗起，朝廷遣使者督促捕蝗，“役夫四万人”3。
明代的作法是中央派员到蝗区监督指挥。大多是通过户部派员。永乐元年，“直隶、淮安等府蝗，上命户部遣人捕之”4。宣德六年六月，山东济宁州上奏有蝗蝻生发，“命行在户部遣人驰释，往督有司捕之”5。宣宗六年、八年，兖州府一带蝗灾，同样是“行在户部”遣人督捕。也有通过其他机构派员的，成化十二年，大名府“境内蝗蝻覆地，伤稼，虽悉力捕痊，日加繁盛”，皇帝“遂遣御史、给事中、锦衣卫驰驿。“分往督捕”6。
清代的捕蝗体制是皇帝监控下的总督、巡抚负责制。由于府县之间有疆界之分，而一场蝗灾往往至少要涉及到几个府县，故督抚的权力使其在捕蝗管理中处于有利的协调地位。蝗灾发生后，督抚要密切关注飞蝗的动态，除组织、动员和协调地方力量外，还直接委员参与。朝廷对责任者也有相当的处罚。康熙四十八年曾作出规定，“州县卫所官员，遇蝗蝻生发，不亲身力行扑捕，借口邻境飞来，希图卸罪者，革职擎问；该管道府不速催扑捕者，降三级留任;布政使不行查访，速催扑捕者，降二级留任；督抚不行查访，严伤催捕者，降一级留任;协捕官不实力协捕，以致养成羽翼，为害禾稼者，将所委协捕各官革职”。蝗灾的情报系统也有严格的责任制，“该官州县地方，遇有蝗蝻生发，不申报上司者，革职。道府不详报上司，降二级调用;布政使司不详报上司，降一级调用；布政使详报督抚，督抚不行题奏，降一级留任”7。
清代以前的政府捕蝗组织活动由于资料所限，无法详知。但清代的情况，可从现出版的清宫档案中分析其运行特点。
二、政府控制体系的运作
雍乾时期，有4次蝗灾在已出版的清宫奏折中有较为详细反映，分别是雍正二年、雍正十三年、乾隆十七年和乾隆二十八年。这几次蝗灾中的奏折可以作为极好的个案分析资料。
奏折一般都很详细。以雍正二年山东巡抚陈世信的上奏为例：“东昌府一带蝗蝻，臣遣官查勘，据称清平、博平、茬平并高唐州并已捕尽，其余[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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