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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华北的蝗灾与社会控制

时间:2009-7-24 13:51:50  来源:不详
各州县尚未覆到……至泰安州一带,臣昨赴济南时,绕至开山庙等处一看,飞蝗尚未尽绝,各员现在扑捕,如汤泡火烧掘壕诸法皆一一行过。实因泰安一带俱在山麓,去年蝗灾发生甚迟,后俱聚于山上,蚕食草叶,因为遗种在山,扑灭较平地稍难,故德州、禹城、齐河在平地者,并已捕尽。而山麓之州县,实未尽绝,然各员畏催参处,亦皆实力捕扑,如长清令毛钧自前四月十日出外扑捕,迄今五旬,尚未回府。给赏之钱费至一二千串,现又以米易蝗。此在大道之旁,耳目共见,将来果若成灾,自应照例参勃,但其中似应稍为分别”8。在这里,蝗灾分布和发展、扑捕的经过、捕蝗灭蜻的方法都一一介绍。
捕蝗情况是由地方官逐级向上汇报,总督、巡抚则直接向皇帝具折奏报。蝗情急迫时,总督巡抚等大员甚至一天内连上几道奏折,皇帝则不断地向这些人颁发“上谕”,指导捕蝗工作。
1.督报系统
蝗情发生后,乡民向地方官汇报,县与县之间,也要互通蝗情。雍正十三年,直隶庆云县向乐陵县报告有盐山飞蝗入境,这称之为“移会邻县预防”9。
乡民往往并不愿意积极上报蝗情。以乾隆十七年为例,这一年华北平原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蝗情,顺天府尹胡宝琅上奏称:“今岁直隶蝻生之处共四十三州县……乡民每于蝻子生发之处虽悬赏不肯报官,以至生长竞翅,各处飞扬。细询其故,恐报官则派夫或致蹂蹦,徒多烦劳。惟信刘猛将军祈攘可免,若扑捕则所生愈多”10。基层官员也常匿情不报,因为他们害怕受到处罚。为了保证信息渠道的畅通,上级官员不得不重视蝗情汇报。这一年,直隶总督方观承认为,“有蝻之州县与现在生蝻之处,壤境相错或有漏报,关系巨细”,“除行司立定规条,伤令道府督率各州县分别悬示赏格,惮使乡民有见即报”外,他还直接派人下乡,“分赴各该处,遍历村庄,会同地方官实力巡查”11。
2.下乡
以乾隆二十八年为例。只有将蝗蝻在未成飞蝗时扑打消灭,才能防止蝗灾蔓延,过期不捕,迁飞后会造成更大的危害。政府治蝗的重点在于捕蝻,不但一般地方官特别是县令要直接下乡组织捕灭蝗蝻的工作,督抚大员和其他官员往往直接到蝗蝻生发处指挥。
乾隆二十八年的蝗蝻主要在河北平原的北部涝洼地带发生,“直属安州、任邱等处俱有蝻孽蠕长,郭州一带亦间有萌生之处”,“直隶之吴桥、东光、南皮、沧州、青县、静海境内村庄,亦均有飞蝗数处”,另外,山东历城、长清等县境内也间有飞蝗。12
直隶总督方观承、布政使观音保,朝廷官员阿桂、裘曰修、钱汝诚等各路大臣纷纷亲自下乡查询督促。方观承往河北平原北部蝗区直接派了许多官员,并严明惩罚办法,“凡有蝗蝻生发及草生蚂蚱,立即调集护田夫,一概捕除尽净结报,如文武官不亲身出捕,或妄分界限,协捕不力,或夫役不齐,致有迟延,即行严参重罚”。13方观承本人也亲自参加,他在庆云查处了六处蝗蝻区,并在蝗蝻较多的一处直接督促灭蝗工作。14
3.迁飞动态与地方责任
蝗虫的迁飞动态可以反映捕蝗责任县的方位,皇帝往往据此作出判定。雍正十三年,皇帝给王士俊和岳潜的上谕中有:“今年直隶蝗蝻起于天津府之青县,旋飞至盐山、庆云一带地方,查山东之乐陵县实为接壤,则乐陵之蝗由青县飞来确然无疑。至于山东之信雅、商河等处,则与直隶相隔尚远,飞蝗岂能越境而至?凡属官推托卸过之言,不可尽信”。岳潜则在此之后赶紧调查,结果发现迁飞路线是“乐陵飞蝗由盐山县飞入,而阳信、商河之蝗则由乐陵飞入”15。
乾隆二十八年的责任追究已涉及大臣。七月十日,直隶布政使观音保上奏说静海飞蝗起自大城县,并认为沧州的飞蝗也由该县越境而至16。知情后,乾隆马上传谕追究责任。在大城负责捕蝗的是另一位大臣钱汝诚,他奏称已捕灭了大城蝗灾,乾隆批道“恐有不实,另有谕旨”17。并在七月十六日在给钱汝诚的上谕中指出其所奏与观音保的互异。阿桂、裘曰修、方观承等也于七月十四日接到上谕,“沧州、静海飞蝗据称自大城而来,其从前系何人赴该处查办,究竟起自何处,著传谕阿桂、裘曰修、方观承及府尹等速即据实查明具奏”。在此之后,大臣们纷纷上奏澄清。阿桂等辩解道,“查明大城惟有零星蝻子,并无飞蝗……从前大城蝻子生发,臣裘日修赴文霸时,由该处先行查办。臣钱汝诚继往捕竣之后,臣阿桂、臣方观承又先后赴该处覆勘,实已尽净。至静海飞蝗起自东淀,随起随落,并未致令蔓延”18。钱汝诚在以后的调查中,不但证明了大城一带的飞蝗在各位大员的努力下早已捕净,还进一步指出观音保的错误,“臣复遍加访询,佥称静海一带飞蝗多来自淀中与滨沿河海苇草之地。”19
4.处罚
以乾隆十七年为例。乾隆十七年的蝗灾在官僚系统有所反应时已经扩散,皇帝对此表示不满。“前据总督方观承奏到各属蝻子萌生一折,已批令竭力督缉,毋留余孽。今据侍郎兼府尹胡宝琅奏称亲赴武清所属村镇,见新蝗翅芽已茁,其地甚广。有宽致数十百亩者,草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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