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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华北的蝗灾与社会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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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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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处”。由于组织工作做得好，被蝗之处“禾苗如常，丝毫无损”39。
捕蝗中的官府腐败对村民损害很大。乾隆十七年监察御史周焘指出，当蝗灾到来时，“有司纵不爱民，不能不畏处分，畏处分，即不得不张皇扑捕。于是差衙役，纠保甲，拨烟户，设厂收买，似亦尽心竭力，不敢膜视矣。然有业之民，或本村无蝗，拨往别处扑捕，惟惧抛荒农务，往往属托乡地，勾通衙役，用钱买放。免一二人为买夫，免一村为买庄。乡地衙役，饱食肥囊，再往别村，仍复如旧。若无赖奸民，则又以官差捕蝗，得日食工价为己利。每于山坡僻处，私将蝻种藏匿，听其滋生，延衍流毒，等应差扑捕之时，蹂厢田畴，抢食禾穗，害更甚于蝗蝻”40。
2.购蝗
收购法与对乡村实行军事化组织不同，这是一种动员与分散相结合的方法。雍正二年，河南巡抚石文悼针对黄河以北地方的蝗蝻，实行的便是按斗给钱的购买法，效果很好，“据察小民图利，每处不下千余人，踊跃搜索，计日扫灭净尽”41。乾隆十七年，天津总兵吉庆在五天之内共收买飞蝗579石42。但买蝗法有一定的限制，窦光鼎认为，“收买飞蝗之法，向例皆用之。总缘乌合之众，非得用钱不肯出力耳。其实掇拾收贮给价，往返掩埋，皆费工夫，故用夫多而收效迟”。他认为收买法在搜捕零星蝗蝻时，施之老幼妇女，比较有效，真正地防止飞蝗，还是乡村组织为好。43
到清末，政府由于组织能力减弱，只好重视买蝗法。沈葆祯认为在挖蝗蝻时，“非由乡民自行穷探，不能如蓖如梳，无所遗漏”。为了使乡民有积极性，他认为由地方官定价收买，最为有效，“冬收子一升，胜于明年捕蝗百石，今冬费银一两，必于明年收利千钟”44。有时官方也劝地方富户协作，如在光绪二十一年夏四月，馆陶县“蝗食麦，官劝富室买蝗，捕杀之，幸未遗种”45。
3.雍正与刘猛将军庙
国家也对与捕蝗有关的乡村社区文化产生影响。在这方面，华北一带刘猛将军庙便与雍正皇帝和大臣李维钧有关。
雍正二年七八月份，蝗灾基本上消除，这时的奏折以故弄玄虚的歌功颂德为多。李维钧抛出了刘猛将军庙以媚雍正。他提到，康熙五十七年时天津一带蝗灾严重，他当时因任守道而亲往督捕，束手无策。“因思南方有刘猛将军相传为捕蝗之神，臣虔叩默祝，仗神之灵或使蝗尽入于海，或使之伏而不飞，或使之暗灭，有一感应，许于各府立庙岁祀”。结果蝗皆伏于原处不动，遂得大力扑捕，收效甚大。接着他大吹在此后修建的刘猛将军庙的威力，他声称在雍正二年，由于建了庙，不但农业区的蝗蝻被灭顺利，就连宁晋泊洼地的芦苇地带，飞蝗也“皆挂死芦苇枝叶之上，一如五十七年天津等处之自灭……官民称奇，莫不仰颂我皇上盛德大业，洪福齐天，故感召神明效灵微异，自后无蝗蝻之患矣”46。
李维钧上奏显然符合了雍正的心态，雍正对其奏折的评价是：“此奏甚好”。命令山西、陕西、河南、江南、山东等地的督抚皆兴建刘猛将军庙。雍正十一年，雍正仍未忘记此事，在他给山东巡抚岳濬的上谕中有：“从前北直、山东等省常有蝗蝻之患，自雍正贰叁年间，联降旨建立刘猛将军庙，以后而蝗蝻遂不为灾。此近事之显然可见者，今年江南、山东接壤之州县有数处村庄蝻子萌动，旋即扑灭，不知此数州县从前曾建刘猛将军庙宇否，若未曾建，当一体举行”。岳濬随后汇报:“东省各属于雍正贰叁年间遵旨修建刘猛将军庙宇，有特设专祠者，有附祀于八蜡神祠者，先后申报，未能划一。”雍正指出的地区大部分也建有刘猛将军庙，并且“春秋致祀”，没有建庙的几个县也在八蜡祠内附祀。岳濬除了让这些地方相地建庙外，还令山东其他未建庙之地区修庙。47
可见，与灾害有关的民间信仰常与政府行为大有关系。刘猛将军信仰在华北的推广正是皇帝和像李维钧这样阿谀官僚所为，不单纯是小农多神之文化心理所致。刘猛将军庙可以说是专制政治文化的一种派生文化。另外，水旱灾害时的求雨和修龙王庙，也与地方官甚至皇帝有关。专制文化与传统迷信相结合，不但对减灾防灾产生负作用，而且对近代乡村文化的愚昧落后起到了强化作用。
四、治蝗的变迁与集权政治
有清一代，官方的捕蝗控制力度也出现一个变迁过程。雍乾年间，政府在治蝗中投入了较多的力量，治蝗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到后期，吏治腐败，治蝗中欺瞒现象严重，控制力度相应地减弱。嘉庆九年，京城一带出现飞蝗，皇帝令颜检上报直隶地方的蝗蝻情况后谕曰:“旋据该督奏称，均已扑除净尽，并称飞蝗只食青草，不伤禾稼，本不成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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