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年(1368)设有巡检司,清代前期更名为乔口市,巡检司一并裁撤。有些市镇在设置上屡有更易。湖南永州府零陵县之顺化镇,初置于五代,宋代改为驿道,明代复置镇,清代因之。也有县治变为市镇者,如湖北商业名镇——一刘家隔,唐宋时期为湖北汉川县治所在地,明清时期成为市镇(14)。
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的兴衰更替,与天灾、兵戈大有干系。据清嘉庆《湖口县志》,石矶镇、文桥市、流芳市等,均在清顺治初年“叠遭兵火,居民差少”。清季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对长江中游市镇有重大冲击。有的市镇收起死回生之效,如汉口镇“虽经咸丰乙卯粤逆一炬荡为平地,而复业以后,比屋鳞次,市廛之盛,肩摩踵接,东南于此称巨镇焉”(15)。更多的市镇从此一蹶不振。清同治《襄阳县志》称,距县城10里的新打洪,“往来行舟夹岸停泊,商贾云集。咸丰十一年,合镇皆毁于贼,至今未复”。又,清光绪《潜江县志续》记载:“长脑镇,在县西七十里荷花月堤。咸丰甲寅,毁于发逆,今迁长一外滩。”
明清方志学家常将市镇归入“关隘”条下,似可说明二点:其一,明清市镇原由唐宋军镇演变而来,其战略地位依然十分凸显;其二,明清市镇多为便利的交通枢纽,是人员往来、商品汇聚、城乡交流之通衢。交通便利是市镇赖以发展的必备条件之一,如湖南衡州府常宁县之河洲市,在县西25里,其前身为河洲驿。江西鄱阳县之石门镇,彭泽县之马路口镇、澴溪港市、黄土岭市、横山口市、太平关市等,均系驿道必经之处。又,清乾隆《沅州府志》所载麻阳县之岩门市、滥泥市,均因设置驿站,带动了服务业的发展,市场顿趋活跃。岩门市“在县东北五十里二都里,旧当营哨之冲,故设巡检司于此。近时又增置站马、扛夫、邸店,市廛亦渐次繁盛”;滥泥市“在县东九十五里一都里,居茅坪、桑林之间,为境中要道。近亦置站,夫马如岩门之数,而旅店、村沽食用之物,稍便往来及近乡贸易”。
交通条件的变易往往直接导致市镇的兴衰。湖北宜城县之王旗营、龚家脑、安家脑均临汉江,后因河道淤塞,市场不存,清代废为村落。清同治《公安县志》载,“因水久废各市”多达30个。殆至清末民初,近代运输工具及交通线的兴起,对传统市镇的影响极为巨大。那些靠近铁路交通线的市镇,因运载条件发生了质的飞跃,其商业进步由是迈上新的台阶。那些依靠水运发展起来、但远离铁路交通线的市镇,却命运不济。这一现象同时发生在湖北蒲圻县。新店,是一茶叶专业市镇,商务素称发达,“自铁路兴,百货用火车转运,影响于新店者实非浅鲜”。无独有偶,泉口镇亦难逃厄运,“泉镇之名渐归销灭,则又等于自刽以下矣”。而另一传统市镇——汀泗,“其便河运与新店同,近更辅以铁路,商务必大有进步”(16)。
三、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划分市镇类型
就地理环境而言,明清长江中游市镇大体上可分为“流域型市镇”、“内陆型市镇”、“山区型市镇”、“边际型市镇”四种。
所谓流域型市镇,系指该市镇拥有畅通的水运条件。如湖南长沙县之涝塘市,在“县北十五里大贤乡。水道通枫林市、春华市、麻林市、浏阳等处”(17)。湖南湘潭县之樊田市,“县西南水路二百余里,人烟甚密”(18)。此类事例甚多,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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