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明清时期的中国城市体系，其行政建制的最低一级是县城，不包括县城以下的市镇。殆至民国初年，市镇的行政地位才得以确立：城区（市区）之下，乡、镇同级但轸域清晰，成为中国最基层的行政单位。这为市镇的规范化管理（包括人口统计）提供了制度保证。

在历史语境中，市镇与城市是两个有着不同内涵的概念，存在着实质性区别。简言之，前者是商业实体，后者是政治实体。笔者并不反对从经济史尤其是人口史角度将部分市镇纳入城市体系予以考察，因为市镇体系与城市体系在区域市场网络中互有交叉，部分市镇的人口亦符合城市人口标准。关键在于，必须对此作出说明，并对市镇与城市的关系进行学术清厘。这是学术规范的题中之义。

其二，曹树基将明代城市人口的标准定为1000人，“一般说来，1000人口意味着200户居民， 这正是明代江南地区一般‘市’的户口规模”。在研究清代城市人口时，曹树基采用的标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55年公布的标准，即常住人口2000人以上、居民50％以上为非农业人口的居民区(36)。这种城市人口标准的多元化，割裂了人们对明清城市化水平的长时段的连贯性考察，容易造成认识上模糊不清。而且，曹树基对明清长江中游地区市镇人口的考察是零散的、不全面的。如明代江西市镇人口，曹树基选取景德镇、樟树镇、河口镇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前中期（洪武至万历年间）的人口数予以估算。对湖广北部（湖北）的市镇人口，选取明代中后期（成化至崇祯年间）的汉口、沙市、皂角作为研究对象。对湖广南部（湖南）市镇人口，则不置一词。可见，我们无法从曹树基的研究中对符合城市人口标准的明代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人口有一个准确的把握。以故，在这种研究基础上得出的明代江西、湖广城市人口的比例是站不住脚的。

对清代城市人口，曹树基将其分为清代中期和清代末年两个时期分别予以考察。对清代中期的江西市镇人口，曹树基选取广信府作为研究对象，其估算的广信府城市人口等级基本上是成立的（如铅山县属河口镇是清代江西四大镇之一，该镇的5万人口数是据1990 年出版的新编《铅山县志》估算而成，颇可存疑）。曹树基并对同一时期景德镇、吴城镇、樟树镇的人口进行估算，将景德镇常住人口估算为15万人左右，吴城镇常住人口约7万人，樟树镇因缺乏文献记载， “其人口数可能达到吴城的水平”。此外，曹树基根据《嘉庆一统志》将四大镇及湖口镇之外的53镇均纳入城市范畴，缺乏坚实的史料基础。他遗漏了江西“镇”之外以“市”命名且有文献记载的人口在2000人左右的一些市镇，未作任何说明。鉴于此，他关于清代中期江西城市人口比例的估算是不能成立的。至于清代中期湖北、湖南市镇人口，曹树基在未作实证研究的前提下，臆断“湖北的省城人口与镇人口合计与江西差不多”；“就区域经济水平而言，乾隆四十一年，湖南、湖北的水平大体相当。因此，将湖南城市人口的比例定为5％，庶几适当”(37)。可见，他对清代中期湖北、湖南城市人口比例的估算是不适当的。

对清代末年长江中游地区的城市人口，曹树基认为江西城市人口可能占7％，湖南约占4.3％，也未必妥当。曹树基只对清末湖北的市镇人口略有说明，但他假设“小镇人口不变，仍为10万左右”，缺乏史料支撑，仍可置疑。

其三，由于历史材料的阙失，要想重建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人口数据库几乎是不可能的。鉴于此，重建明清尤其是清代中期和清代末年长江中游地区的城市人口数据库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我钦佩曹树基“整理出一套可靠的历史人口数据”、“建立一个完整的清代人口体系”的宏大气魄，以及通过对清代中期和清代末年的城市人口进行全面的清理，挑战施坚雅“中国城市人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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