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内陆型市镇，是指倚重陆路交通的市镇。如汉阳县之永安保集，“在城西南八十里九真山南。雍正间，居民相聚成集，抱布而贸者不绝于道，惜舟楫不通”(19)。湖南湘潭县之姜畲市，“县西三十五里，通宝庆大路”(20)。当然，更多的市镇是水陆交通兼容型市镇。清道光《衡山县志》虽然将市镇分为水路、陆路二类列入《关隘志》，但是多有重叠，如草市、吴集市、白果市、大堡市、霞流站市、石湾市等。也有因水道变迁，由流域型市镇变成内陆型市镇者。清光绪《潜江县志续》记载：“蚌湖镇，滨襄河。道光八年汉决，中冲断三里许，分为上蚌湖、下蚌湖，而河流渐移，遂成陆镇。”

　　所谓山区型市镇，顾名思义这类市镇为青山翠谷所环抱。清同治年间，湖南永顺府73个市镇，以“市”、“镇”、“场”命名者只有4个(21)。这种市镇名称极不规范的现象，正好说明湘西土家族苗族居住区域的市镇经济尚处于较为低级的阶段。应该指出，交通不便是山区型市镇发展的“瓶颈”。岳州府巴陵县之黄岸市，“县东三十一都，山路崎岖，不通舟楫”(22)。诚如时人对少数民族众多的永顺府所下的定论，“崇山激湍，险阻之区也。……境内地势闭塞，商业难兴”(23)。与平原地区的流域型市镇相比，山区型市镇规模较小，无大型市镇。清同治《通山县志》记载：“通山无巨镇，各乡通道之处，集店贸易即谓之市。”清光绪《长乐县志》亦称：“邑在万山中，无大市镇，衣冠器用概从俭朴。”

　　所谓边际型市镇，是指与邻县邻府邻省接壤的市镇。如果细分，可分为县际型市镇、府际型市镇、省际型市镇三种。县际型市镇，如湖北石首县之塔市，“在县东一百里，其市为监利、石首、华容三县交界，街道各有分隶”(24)。府际型市镇，如江西万年县之陈营街，“在新进乡，通饶、广大路”(25)。省际型市镇，如湖南彬州桂阳县之山口镇，在县南40里，东接江西南安府崇义县界，南接广东韶州府仁化县界。

纵观上述四种类型的市镇，当以流域型市镇最为典型。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所著《湖北通志检存稿》对此交待得极为清楚：“湖北地连七部，襟带江汉，号称泽国，民居多濒水，资舟楫之利，通商贾之财，东西上下绵亘千八百里，随山川形势而成都会，随都会聚落而大小镇市启焉。”章学诚之感叹，一语道破湖北市镇依水而兴的地缘优势，这也是整个长江中游市镇聚落的共同特征。

四、从人口规模的角度划分市镇类型

　　就人口规模而言，明清长江中游市镇大体上可分为小型市镇、中型市镇、大型市镇、超级市镇四种。

　　人口在数百户左右甚至更少者，为小型市镇。史称，“宜昌全县除城市而外，无一千户以上之市镇”(26)。这种小型市镇在一府一县占绝大多数的状况，是明清长江中游市镇分布之常态。湖南湘潭县之市店，“少自数十烟，多至数百烟不等”(27)。长沙府长沙县之桥头驿市，在“县北五十里临湘都。……居民百余家，已成市矣”(28)。最小者莫如湖南宁乡县之洗马市，“在县南四十里，古有市，今惟茅店数家”(29)。人口少至千户、多数至数千户者，为中型市镇。江西玉山县之三里街七里街，在县西门外，乃一“水陆马头，行铺千余家，江浙闽粤仕商往来如织”(30)。清同治《枣阳县志》载，县南40里之吴家店，“地势平旷，烟火千家，水陆交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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