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江南市镇的市场机制——吴江个案再分析 |
 |
时间：2009-7-24 13:51:55 来源：不详
|
|
|
可由领投向丝行担保，无条件取丝。俟绸匹织成，一时无主购买，如何周转？可由领投垫款收买，机户卖绸后，既还丝款，复得丝货，愉快有之，困难毫无。如此循环，商场经济赖以周转，市面活跃，各方均蒙其利，所以制度相沿，能相安于无事悠久。”［⑦ｅ］
毫无疑问，领投业在协调机户生产与绸行销售方面，以及保障机户持续生产方面，是有明显功效的。
民国时期吴江县实力最雄厚的工商业家、新生绸厂的创办人王鸣泉，就是由绸领投业起家的。其父王老金，原为王江泾镇小商贩，后定居盛泽镇从事绸领投业，创办王金记领投行。王鸣泉继承父业，由开设提花织机店，进而开设绸行、绸厂。王氏父子由小商贩——领投——绸行——绸厂的发展轨迹，反映了绸领投在盛泽市场中不可小觑的信誉、实力和地位。
机户、领投、绸行之间的协调运作，充分显示了盛泽镇市场机制的日趋成熟，保证了它的绸业经济得以持续发展。
二、丝绸供销与金融业
盛泽市场中仅次于绸行、绸领行的角色是丝行。盛泽不产丝，源源不断生产绸缎的原料丝必须有一个渠道予以保障，这一功能的承担者便是丝行。
《盛湖杂录》说：盛泽丝行的营业，“在前清咸同间局面极阔大，外县丝皆直接收买，用护照运销外地，而以由上海出口为大宗，名曰洋庄。岁销额值银千余万（两），故当时有‘用二出八’之谚，盖机户所用仅十分之二也。同治间有三数家因洋庄折阅而倒闭，后遂无继起者，至今洋庄惟有南浔、震泽两外而已”。个中缘由并未明说，根据当时蚕丝出口业务状况判断，盛泽丝商在剧烈竞争中显然不是专门经营湖丝（辑里丝）出口业务的南浔镇、震津镇的对手，而败下阵来。
从康熙中叶以来，湖丝渐渐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输出品，乾隆时已成为仅次于茶的出口商品。五口通商后，湖丝（辑里丝）大量经由上海出口。进入1880年代，出现了湖丝的全盛时代。著名经济学家刘大钧说：1870年代至1920年代，为时50年，“丝业贸易兴畅，蚕桑区农民繁荣，乃造成湖州蚕桑事业之全盛时期。于是辑里丝价雀飞，蚕桑业愈盛”［①ｆ］。
领近湖州的震泽镇在明中叶至清中叶，以出产“苏经”闻名遐迩。所谓苏经，是指供应苏州地区机户织缎用的经丝，经营此类经丝的牙行称为苏经行。晚清以降，震泽的经行发生分化，在传统的苏经行之外，新增了以经营外销业务为主的洋经行，以及以广东为销售对象的广经行。据1919年的调查，全镇共有苏经行50余家，洋经行20余家，广经行5家；每年的销售量：洋经行五千至一万余担，苏经行八百至一千余担，广经行二百至六百担［②ｆ］。可见震泽丝是以出口为主的。
据1930年代调查，震泽镇“所产之丝大多为苏经、丝经。丝经或称辑里丝，多销洋庄及南洋、印度等地……该镇大小丝行约十余家。四周附近各地修丝为业者不下五千余户，多系农家副业，由妇女任之”［③ｆ］。1946年江苏农民银行吴江分行震泽办事处主任陈汝霖所撰《震泽蚕丝业调查概况》指出：“（震泽镇）经营辑里丝运销之商行可分为两种：乡丝行与干经行。农民将自产之土丝售于乡丝行，均系现款交易；乡丝行略加整理，趸卖于干经行……其上级者运往上海销售洋庄（以花旗庄最多，他如印度、法兰西、英国亦有），次劣者销于杭州、上海、盛泽、丹阳各用户……”［④ｆ］
南浔镇则更胜一筹，不仅开湖丝销售洋庄风气之先，而且几乎操纵湖丝的出口业务［⑤ｆ］。因不在本文论述范围，故不赘述。
由于这种关系，盛泽镇丝行的营业范围仅限于本镇四乡织造用丝的购销。丝的来源可分为三路：
第一、南路丝——以嘉兴、海宁为代表，其丝绞或角大，又称“团瓜丝”；
第二、西路丝——以震泽及吴兴（即湖州）、德清为代表，其丝绞或角小，又称“尖瓜丝”；
第三、北路丝——以吴县、无锡为代表［①ｇ］。
这种状况是可以得到印证的。1924年7月11日《新盛泽报》刊登君宜《盛泽罪言》，称：“绸为吾镇一大商业，因之丝市亦联带起色。顾吾镇为用丝区域，故伊等每向王店、濮院……等处贩售。每至新丝上市则四出竞买。大的行家，每至趸货几万元，诚哉为一大商业……遇乡民之确系机户者，强贷以丝，然而价已较为昂贵多多，乡民因赊贷之便，亦乐用之”［②ｇ］。以后的情况大体如此。“（盛泽）向以织绸为唯一生产事业，故有‘日出万绸’之称。丝之来源，为浙之来源，为浙之嘉兴、王店、硖石、濮院、新市等处”［③ｇ］。“（盛泽）织绸经纬所用之丝，都来自嘉善、平湖、石门、桐乡、木渎、溧阳等处，所以江浙所产之丝，亦视盛泽为大市场也”［④ｇ］。
江浙各地的土丝源源不断地向盛泽集聚，由丝行另售或赊贷给机户，一种通常的方式是由绸领投出面向丝行担保，机户赊贷到丝，织成绸匹出售后，再补交丝款。对于丝行而言，以低价吸纳丝货，有时趸货达数万元之巨；而一般丝行均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