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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代小农、小工、小商的三位一体化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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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0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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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利贷的依赖。至于那些丧失土地沦为佃户的农民，背负的则是地租和高利贷铸成的双重枷锁。在官税私债的两面夹攻之下，农民陷入了“解偿之余，储积无几”，“率多穷困”的窘境。
第三，渴望脱贫致富欲望的冲动。人们常把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狭隘苟且归于小农意识的范畴，事实上小农也不乏变革创新的热情。宋代农民之所以能提出“等贵贱，均贫富”这样响亮的政治口号和经济主张绝非偶然，应是传统的均平意识和市场的公平观念密切结合的产物。在商品经济的激荡下，逐利求富的价值观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波，骚动着社会各个阶层成员，包括农民的精神世界。白居易说：“今之人舍本业趋末作者，非恶本而爱末，盖去无利而就有利也”③。蔡襄更直接了当地说：“凡人情莫不欲富，至于农人、商贾、百工之家，莫不昼夜营度，以求其利”④。因此，有人认为小农阶级只求温饱没有发财致富的愿望，显然缺乏根据。从来就不光商贾地主才热衷于供奉赵公元帅、迎接财神。
土地减少，使农民的农业收入下降；剥削加重，使农民的承受能力减弱；农民尽管卑微，但多数人并不甘心年复一年地在贫穷的困境中煎熬。怎么办?摆在他们面前的出路不外以下几条：其一，精耕细作，改善耕作技术，力争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即向土地要效益。其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因地制宜改善种植结构，大力开展面向市场的经济作物商品生产。即向市场要效益。其三，挖掘自身的劳动力潜力，在农作之余从事各种形式的兼业活动。即向自身要效益。这三条道路，农民们是不会只择其一的，通常的情况是三管齐下。而兼业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那么，宋代农民的兼业，到底产生了哪些作用和影响呢?
第一，宋代农民的普遍兼业，打破了单一的经济构成，走出了自给自足的藩篱，变成了小农、小工、小商三位一体的复合式经济单元。使个体小农经济成为一个由种植业、养殖业、小手工业、小商业、小雇佣劳动等多种经济成分构成的统一体。在王柏看来，“今之农”之所以“与古之农异”，主要在于他们“谋朝夕之赢”的方式，即实现再生产的方式有较多的不同。沿着这条思路走下去，我们可以把个体小农区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生产者与土地牢固结合，以家庭成员为核心，眼光向内，在家庭的小圈子里，主要靠挖掘和发挥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自身固有潜力实现再生产的“传统型小农经济模式”。它的生产过程内向，劳动形式封闭，经济构成单一。其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劳动者与土地的结合状况，在受生产条件制约方面表现出极强的刚性。第二种类型是与第一种类型相比较而言的，它在保留传统型小农经济模式的许多本质特征的同时，更倾向于眼光向外，力求通过兼营手工业、商业，较多地利用外部市场，与商品经济建立起较密切经常的联系，在商品交换过程中，缓解土地的制约，补充农业之不足。相比之下，它的生产过程较外向，劳动形式较开放，经济构成较复杂。它的生存和发展较多地受到了市场变化的影响，在抵抗自然条件特别是生产资料制约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韧性。我们姑且称之为“改进型小农经济模式”。所谓“今之农与古之农异”，也就是以第二种模式进行生产的农民，比起固守第一种生产模式的农民愈益增多，成了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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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漆侠：《宋代经济史》第九、十、十一、十二章。
② 朱熹：《晦庵集》卷11《庚子应诏封事》。
③ 《白居易集》卷63《策林二·息游惰》，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④ 《蔡襄集·蔡忠惠集》卷34《福州五戒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第二，农民的兼业活动，体现了宋代农民在身份转换、职业选择方面拥有了一定的自由，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变动。从“传统型”向“改进型”的转变，是从农民身份的转变开始的；而生产形式和经济构成的变化，又必然进一步强化农民身份的转变。农民虽然依然被称其为农民，但它的内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不同于以往了。一些官僚从传统的四民分立的旧观念出发，站在“农本位”的立场上，对于农民的兼业活动表现出了莫大的忧虑和反感。宋高宗绍兴三年，知岳州范寅敷还针对当地农民大半在外兼营商业的现状，向朝廷提出了加以阻止的具体办法：“本州农民，自来兼作商旅，太平(半)在外。欲出榜招召，务令疾速归业；如贪恋作商，不肯回归，其田权许人请射，候回日，理今限给还”。但是，农民兼业既然形成了一股现实潮流，它的发展是不会依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外力都无法强迫它逆转。对此，朝廷的决策者们倒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户部就对范寅敷的报告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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