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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代小农、小工、小商的三位一体化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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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0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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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田产，身虽在外；家有承管，见今输送二税，难许人请射。如因作客抛弃田产，即依所乞施行。”宋高宗采纳了户部的意见①。可见，宋政府对于农民的兼业是持容认、默许态度的。只要属于兼业，家中的土地有人照管，不致抛荒，特别是没有影响政府从农业上的二税收入，兼业农民的土地是受到政府保护的，对农民的兼业活动也不加干预限制。
宋代的社会是比较开放和具有活力的，这个活力主要来自于，在打破了土族贵族地主占统治地位的庄园农奴制时代那种阶级结构、身份结构相对凝滞固定化的格局之后，不仅社会成员客观上拥有了在封建社会内部各阶级阶层、各种身份职业之间流动的自由，而且这种自由得到了政府政策上的承认。自由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处于社会基层、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通过兼业而闯出的这条自由之路，对于调整封建社会的内部结构，使之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其意义无论从那个角度讲，都比地主、商人、高利贷者的三位一体化要深远得多，巨大得多。社会分工，在商品货币经济的影响下逐步深化、走向专业化细致化的同时，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彼此融合混通、相互串门的趋势——这的确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社会悖论!但社会不正是在这两种从业方式的交叉融合中推向进步的吗?清代人沈垚在回顾从西周到清朝的社会身份的变化历史后，慨叹道：“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②他说得对，社会身份的流动混通，就是从通过兼业而出现的小农、小工、小商的三位一体化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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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会要辑稿》食货69之50。
② 沈矗：《落帆楼文集》卷24《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吴兴丛书”，吴兴刘氏嘉业堂咸丰八年(1858)刊本。
第三，兼业增强了小农经济缓解土地压力、抵御天灾人祸、承受封建剥削的能力，使之成为更具有弹性、韧劲、张力的稳定结构。农民兼业是与农业生产的本质特征相联系的一种经济行为。农业劳动过程和生产过程的非统一性，不可避免地会使劳动力和生产工具的利用具有阶段性和间歇性，使劳动力出现季节性的剩余。又由于土地的增加落后于人口的增长，在农业劳动力供给和土地对劳动力的容纳量需求量上，还出现了结构性的剩余。如果说季节性的劳动力剩余导致了兼业的临时性间歇性，那么结构性的劳动力剩余则使得农民的兼业必须是长期的持续的。因此，许多农民选择兼业的道路，深入挖掘自身劳动力的潜在能量，对于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具有重大的意义。兼业是农民的一种理性的选择、经济的选择。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有限度的，自然条件、技术水平、特别是狭小的土地规模等等，都会形成农业收益的极限。势单力薄的小农经济又是极其脆弱的。它不仅经受不起官赋私债的过度盘剥，而且无法抵御天灾人祸的打击，稍有风浪，就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农民家里只要死一头牛，就会在一夜之间改变这个农户的经济面貌。经营规模狭小是造成小农经济脆弱的重要根源。因此，农民兼业又是受生产力制约在小规模经营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必然选择。前引陆九渊、朱熹和吕南公的话都揭示了这一事实。通过兼业获得的收入，对于农民弥补农业收益不足所造成的巨大缺口，缓和其拮据状况，增强抵御天灾人祸和承受官赋私债的能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兼业拓宽了小农经济的生存空间，使之具有了更顽强的生命力。时至今日，广大农民仍然把以工补农、以副补农作为其再生产的重要手段，宋代的农民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宋代，自耕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是最能够适应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性质的。宋代的社会经济之所以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时代，经济文化之所以居于当时世界的最前列，自耕农民的数量之多以及占有相应的一小块土地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而尽管宋代的土地兼并和赋役剥削的狂潮一浪高过一浪，自耕农民的数量却依然能够保持在较多的水平上，商品货币经济仍然能够继续有所发展，兼业——小农、小工、小商的三位一体化，应当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第四，宋代农民通过兼业的方式，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推动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市场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当宋代的贵族、官僚、地主、书生、军兵、甚至僧道们，“利无反顾”地在商海里大显神通的时候，淳朴的农民们也不甘心远远地躲在岸上袖手旁观。他们投身于市场交换的热潮中，兼做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小雇佣劳动者，表明商品货币经济已经波及到了原先闭塞落后的乡间僻壤，渗透到农民的生产生活之中。这才是宋代的商品货币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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