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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制定政府购买预算的基本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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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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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益土兵亦二十万，又益禁兵四十指挥。”[8]（前集卷9《孙甫行状》）粮草的需求量也随之剧增。庆历四年（1044），欧阳修从河北报告：“自河以北州军县寨一百八十有七城，主客之民七十万五千有七百户。……厢禁军马义勇民兵，四十七万七千人骑，岁支粮草钱帛二千四百四十五万，而非常之用不与焉。”[9]（《河北奉使奏草》卷下《论河北财产上时相书》）嘉祐年间，河北的购买量更大，“并边十一州军，岁计粟百八十万石，为钱百六十万缗，豆六十五万石，刍三百七十万围。并边租赋岁可得粟、豆、刍五十万，其余皆商人入中。”[3]（卷184）购买量占了补给量的90％以上。河东地区的驻军虽不如河北、陕西多，军需粮草的购买比重却也不少，宋神宗时，三司户部副使陈安石说：河东“十三州，二税三十九万二千余硕，和籴八十二万四千余石，……本路恃为边储，理不可阙。”[4]（食货39之28）这里的购买之数比赋税多二倍有余（河东的“和籴”情况复杂，多数是向民户硬性摊派、低价强购，但也有置场“和籴”。前者出现的背景是宋灭北汉之后，为安抚民心大幅度减轻河东的二税，摊派强买固然存在借买增税的问题，但以买补税的平衡作用也是明显的。神宗时，关于河东“和籴”曾有不小的争议，有人过分强调其低价之弊，也有人指出应当考虑为什么会低价的历史背景。总之河东的“和籴”典型反映了购买与赋税的密切联系，拟另文专门讨论）。熙宁年间，开拓西边，展地数千里，新置熙河路。熙宁七年（1074）， “熙河路经略使王韶言：‘熙河二州，最为聚兵之地，岁支人粮马豆三十二万斛、草八十万束。”[3]（卷254）据卲伯温说：熙河“独岷州白石大原、秦州属县有赋税，其余无斗粟尺布，唯仰陕西诸郡、朝廷帑藏供给。故自开熙河以来，陕西民日困，朝廷财用益耗。”[10]（卷13）
显而易见，政府消费需求量与赋税征敛供给量之间的缺口状况，这个缺口需要以多大的购买量来填补，是宋朝制定政府购买预算的基本依据。例如元丰二年（1079）七月，朝廷应鄜延路经略司吕惠卿的请求，遣检正中书礼房公事王震，往陕西转运司，“立定缘边逐路岁计籴买粮草数”，亦即核定鄜延、泾原、环庆、秦凤、熙河五路的年度购买预算。王震的原则是：“以五路应屯之兵，以率岁费；通一岁丰凶之中，约以物价；量三司转运司常办之数，以赋五路而加足焉，以立再岁之定法。”[4]（食货39之31）王震所列举的决定年度预算的参数，不外驻军形成的需求量、五路自身的赋税量、三司转运司常年拨款数、再加上物价因素。后两项实际就是购买量。
然而再进一步看，在中国古代，无论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生产，还是主要以农产品为原材料的手工业生产，都受到自然条件的严重制约，丰歉不常、青黄不接乃其常态。因此，政府需求与供给的平衡关系，决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必须随着农业收成的变化随时进行调整，以维持动态的平衡。而动态平衡的有效办法就是保持相当的物资储备。《礼记·王制》篇谆谆告诫：“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从这个角度看，真正决定宋朝购买预算数量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年度的财政收支状况，还应当考虑数年之储的要求。
宋朝政府购买的实际正是如此。无论东南六路、北方沿边的粮食购买，还是京师诸司库务的物资采购，其预算都是按照三年或二年的储备数额确立的。
例如东南六路的粮食上供，于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确立定额。《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二之三载：“都大发运副使李溥言：‘诸路逐年上京军粮元无立定额，只据数拨发。乞下三司定夺合般年额。’三司言：‘欲以淮南江浙荆湖南北路、至道二年至景德二年终十年般过斛斗数目，酌中取一年般过数定夺年额，仍起自景德四年，船般上供六百万石，永为定制。仍以夏秋税及和籴斛斗，除桩留准备外，余数并尽装般，须管数及年额。内有路分灾伤，般辇不敷额，即具保明申奏减免分数。’从之。”三司拟定的意见明确告诉我们，从供给角度看，东南六路的粮食来源为“夏秋税及和籴斛斗”两部分，而其去向（可以理解为需求），则包括三大块：除了每年定额上供的六百万石之外，还有“桩留准备”的以及当地政府消费的。
东南地区“桩留准备”的究竟是多少呢？以下资料告诉我们是三年。大中祥符二年（1009）四月，“江淮发运使李溥言：江淮廪粟，除留州约支及三年外，当上供者凡一千三百余万石，每岁水运止及五百万，今岁当及七百万，望少损其数。”[3]（卷71）大中祥符六年（1013）十一月，“帝谓王旦等：言事者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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