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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制定政府购买预算的基本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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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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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熙宁四年（1071）十月，时任检正中书户房公事的章惇更进一步指出，支移为害甚大，收效却甚微：“陕西路每岁支移税赋，盖欲实军储于边郡，然所支移沿边斛斗，才十万三千余石、草二十四万余束，所省不过三数万贯，而一路为之骚扰。若令乘贱广谋籴买，当无事时，使兵马就食近州军，……请罢支移，以宽一路民力。”[4]（食货70之12至13）这前后仅鄜延一地，就已“岁计军食二十七万余石。”[3]（卷300）这说明实行支移，每年役使百姓运到沿边的粮草实在无补大局，由此而节省的官府开支也很有限，而给百姓造成的负担却很沉重，所以章惇建议罢支移而扩大籴买。有一次，宋神宗问起“陕西粮草何以为计”，王安石明确答曰：“陕西陆地无可漕，惟厚与价，使民竞入中以供军粮尔。”[3]（卷214）可以说主要以籴买解决沿边的军需粮草补给问题，形成了当时君臣的基本共识。故熙宁以后，北方诸路虽仍有支移，但更多的办法是收取脚钱而籴买。
正由于无论在技术条件上还是制度上，以运输实现政府消费物资的异地调拨都受到不小的制约，因而许多政府购买预算的确立都考虑到了运输的因素，有些购买预算甚至主要是根据运输情况而确定的。
如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黄河在滑州决口，朝廷计划于来年正月兴工修河，届时以军士六万七千、丁夫二万人充役。工程所需的粮食是安排“京西、河北转运司计度于河东晋、绛州发粮储三千万赴滑州。”这是一个典型的临时性项目预算。三司使李士衡鉴于交通不便，运粮困难，“山路险峻，虑或衍期。”建议修改预算方案，“请止于滑州、通利军入中，优给其直。”获得批准。[3]（卷94）即使在宋仁宗时与西夏战争期间，陕西的地方官为减轻百姓的支移负担，也在一定范围内采取了以和籴代支移的措施。“自康定用兵，陕、华以西移输税于边，民力大困。”陕西转运使傅永“令输本郡，而转钱以供边籴。”傅永因为经营有方，后被擢任户部副使。[3]（卷172）不止沿边地区，宋政府在内地的一些籴买活动也与减轻百姓运输负担有直接关系。如熙宁六年（1073）八月，“新权发遣梓州路转运使陈忱言：‘泸州昨以夷贼扰边，屯戍稍广，配率飞挽，数州为之骚然。乞计会熊本，以所赐夔路度僧牒二百，于淯井监安夷、宁远二寨募人入中粮斛，以备军储。’从之。”[3]（卷246） 三、结语
综上所述，宋朝确定政府购买预算的依据、或者说宋朝政府购买决策的出发点，可能还有若干，但最基本最具全局性的终究是供需关系和运输状况这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政府购买的诏令屡屡强调这两点，如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五月，“诏陕西岁稔，谷价甚平，宜遣使市籴，务广边储，以息转饷。”[3]（卷48）十月又有诏曰：“沿边堡障式遏寇戎，岁屯貔虎之师，日有资粮之费，……将欲丰储峙于边鄙，免飞挽于黎甿。乃眷计臣，实主斯任，勉陈良画，以副虚怀。宜令三司众官议军储经久之制，务令济办，不致扰民。”[4]（食货39之1）人们评价政府购买的作用，也往往着眼于“广边储”和“息转饷”这两点。如咸平四年（1001）八月，宰相吕蒙正言：“国家贸易商赀以实边，农人不扰，而西鄙足用，盖上策也。”[3]（卷49）天圣七年，有“上封者言，天下茶盐课亏，请更议其法”。宋仁宗征询三司使寇瑊的意见，寇瑊说：“议者未知其要尔。河北入中兵食，皆仰给于商旅，若官尽其利，则商旅不行，而边民困于馈运矣。法岂可数更？”宋仁宗深表同意。[3]（卷107）宋高宗也津津乐道曰：“祖宗茶盐之法，纳粟于边，请钞于京，公私皆便。不惟边面可实，而又免转输之劳。”[14]（卷151）
如果我们对宋朝政府购买预算的规律性特点加以总结，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其一，政府购买的根本作用在于保证政府消费的供需平衡。因而购买预算的数量状况，必然以政府消费的供需形势为转移。如果需求总量是固定的，则购买的数量与实物赋税量成反比，即赋税获得的实物越多，需要购买者就越少，反之越多。而如果实物赋税的供给量是固定的，则购买的数量与需求总量成正比，即需求量越大，购买越多，反之越少。其二，在需求量既定的情况下，运输状况会对是否以购买的方式提供供给产生一定影响，运输的难度越大，购买的必要性就越大。其三，如果把供求关系和运输状况这两个因素加以比较，可以说供求关系居于主导性基础性的地位，而运输状况则起辅助性调节性的作用。
注释：
[1]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
[2]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6。
[4]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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