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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制定政府购买预算的基本依据

时间:2009-7-24 13:52:13  来源:不详
认识:第一,所谓的“诏尚书省应副籴本须管令具三年之数”,实际就是筹措籴买本钱,买够“若准备三年之数计阙”的那一部分,这一部分就是预算的购买总额。第二,所谓“若准备三年之数计阙”的数目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可以发现这实际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学公式的计算结果。即:
“若准备三年之数计阙”数=三年之岁支数-(本路共有年计数+诸司封桩数);
 三年之岁支数=岁支数×3。
当然,在沿边地区,军需粮草的储备存在严重不平衡性,一般是经济发达交通方便的地区比较容易完成储备,有的地方粮食积存多年以至腐烂,而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地区甚至仅有数月之蓄。景祐元年(1034),三司使程琳说陕西“今同、华沿河州军,积粟至于红腐而不知用,沿边入中粟价踊贵而未尝足。”[3](卷114)熙宁六年(1073),“权永兴军等路转运使皮公弼言:沿边城寨粮草多寡不均,少者支数月,不免贵籴或费官钱般运,多者及数年,往往陈腐。”[3](卷246)说明这类现象十分普遍,也长期存在。具体事例如庆历四年(1044),欧阳修在河东路调查,麟州有粮一十四万四千七百石,可“支本州三年”;草二十万四千九百束,可“支本州一年”。另一个战略要地府州,有粮一十三万七十石,可支一年一个月;草五十万一千束,可支一年六个月。[9](《河东奉使奏草》卷上《麟州五寨兵粮地里》)又如熙宁四年(1071)初,司马光奏称:陕西的“永兴军所管今年正月一日见在军粮粗细色斛斗共三十六万九千七百石二斗四升,据即目本府见驻泊及就粮并本城兵员粮食及官僚请俸等,共约支得向去一十七个月半;马料三万七千六百五十二石四斗二升,约支得向去一十五个月有余;秆草四十万六千二百二十二束,约支得一十三个月半有余。此只是据见在军马约度。”[11](卷45《乞不添屯军马(熙宁四年正月八日上)》)这些现象表明未必所有地方都能拥有三年或二年之蓄,但储备量作为制定政府购买预算的一个重要指标依据应是没有问题的。
不仅粮草这类战略物资,京师诸司库务收纳的上供物资,在制度上也基本是要求有够二年支用的储备。京师及各地的官库物资若需购买,必须由三司进行预算,这是宋初以来就确立的制度。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四月,“诏内外诸司库务及内东门诸处造作,如官库内有物,不得更下行收市;应要物,委三司职官常预计度;若急须物色官库内无,即于出产处收市。”[4](食货64之40)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因各地科买上供诸司库务所需物资多有骚扰,令当时的财经名臣陈恕加以整顿,裁定岁计之数,并规定科买总数控制在够两年支用的范围内。“诏在京库务,物有备二年以上者,权停收市,俟阙少奏裁。先是,库务充盈而所司利于输送,岁有配市,四方转致,颇为劳扰,故命吏部侍郎陈恕裁岁计之数。及是诏下,人颇为便。”[4](食货37之3)所谓“所司利于输送”,无非是地方官府可以乘科买上供物之机、京师的诸司库务等可以趁收纳之机敲诈勒索从中渔利,这种体制不改变,单纯的预算限制不可能真正杜绝“劳扰”之弊。所以后来又多次裁减科买上供之数,再三强调以够二年所用为限。如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四月,“命龙图阁待制燕肃、直史馆康孝基同议蠲减三司岁所科上供物。……肃等既受命,建言京师库务所积可给二年者,请勿复科买,诏从之。后下赦书,数以为言。”[3](卷106)王安石变法时实行均输法、市易法,并由市易务等机构承包上供物资的购买业务,就是针对京师诸司库务储备物资供需脱节和维护预算的有效性而采取的改革措施。
顺便说一句,由于政府消费的重要物资都必须保有一定的储备量,特别像京师之类的地区,储备更应充足。如北宋“军粮自江淮转漕至京师,又积年而后支。”[3](卷160)因而根据每年六百余万石的漕运粮食逆推开封城市人口、以及推算开封所需商品粮数量的研究方法,恐是大有问题的。

二、运输状况是影响政府购买预算的第二个因素
 
供需形势不仅表现为供需双方的数量关系,还表现为物资的空间调配关系,购买的发生以及购买的数量往往与交通运输条件有直接的联系。也就是说,在交通运输便利的情况下,政府的消费需求有可能较多地靠实物赋税的调拨获得解决,反之则必须较多地依靠购买。所以运输状况应是决定政府购买预算的一个重要因素。
运输状况与政府购买的关系,早在西汉就有所表现。汉武帝时,“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12](《平准书》)这个便籴方式的最早记录,就是运输困难的直接结果。此后,运输情况与和籴的发展一直如影随形,因运输限制而实行购买的事例俯拾即是。如汉宣帝时耿寿昌籴谷关中、唐初河西地区和籴的兴盛、唐玄宗以后关中和籴的发展等等,无一例外地都与运输有关。唐代甚至出现了只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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