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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制定政府购买预算的基本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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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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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与只运不籴两种主张的斗争。
宋朝因运输的问题而购买，首先表现为受交通技术和运输方式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如天圣五年（1027）十一月，司封员外郎王湛言：“广南西路每年上供钱八万贯，近令收买银货上京。”广西之所以要把上供的现钱买成银货这样的“轻赍”，就是因为自南疆跋山涉水地把铜钱运到京师极端困难。“盖缘自远州用小船般运至桂州后，合成纲运，逐次别差纲官，舟船人丁牵驾艰阻，动乃数日，方得至全永州交纳。彼中又别差人船，至过重湖江淮，方得到京。”[4]（食货37之11）运输的问题，在军需物资需求浩繁的北方三路地区尤其突出。河北尚可以通过黄河和御河开展一些水运，而河东、陕西，只能靠陆运。特别是陕西，“西路回远，又涉碛险，运致甚艰。”“京西运粮，每名六斗，用钱四十贯；陕西运粮，民间倍费百余万缗，闻之骇异。”[7]（卷175《食货志》）其运费之高昂似并不亚于古人形容的“十钟致一石”（《左传·昭公三年》杜预注“六斛四斗”为一钟）。熙宁七年（1074）三月，“泾原路经略使王广渊言：自渭州至熙州，运米斗钱四百三十，草围钱六百五十。诸处阙厢军，若差倩义勇之类，骚费尤甚，必大失生业。”[3]（卷251）
即使河北，其水路运输也多半只是用于其本路内部的调拨，从其他地区向河北运送粮草的情况不是没有，但总的数量却很有限，主要还是因为运费过于高昂。如熙宁八年（1075），曾有动议调运江淮漕粮百万石往北京、澶州，经计算运费约需三十七万贯，只得作罢。[3]（卷265）
宋朝的运输问题还表现为劳役制剥削等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的弊端。北方“措置陆运，或用铺兵厢军，或发义勇保甲，或差雇夫力，车载驮行，随道路所宜。”[7]（卷175《食货志》）差发、雇佣、支移是政府组织军需粮草运输的三个主要方式。
差发的役使对象有百姓也有兵卒。淳化五年（994），柳开知邠州时，见州县“调民送军储环州，岁已再运，民皆荡析产业，而转运司复督运。民数千人入州署号诉，且曰：力所不逮，愿就死矣。……今农蚕方作，再运已劳，老幼疲弊，畜乘困竭。”[3]（卷35）庆历四年（1044）五月，知制诰田况言：“所谓搬辇劳弊者，自西事以来，鄜延一路，犹苦输运之患。卞咸在鄜州，欲图速效，自鄜城、坊州置兵车，运粮至延州，二年之内，兵夫役死冻殍及逃亡九百余人，凡费粮七万余石，钱万有余贯，才得粮二十一万石。道路吁嗟，谓之地狱！……议者欲令商旅入中，可以不劳而致。”[3]（卷149）
雇佣的对象多是百姓，若真和雇，价格不菲。如元丰四年（1081），河东路转运司调民夫一万一千人随军。“一夫雇直约三十千以上，一驴约八千。”自绛州运枣一千石往麟州、府州，“每石止直四百，而雇直乃约费三十缗。”当时京西路转运司又调民夫三万，往鄜延运粮。“其本路程途日支钱米外，转运司计，自入陕西界至延州程数，日支米钱三十、柴菜钱十文，并先并给。陕西都转运司于诸州差雇趁乘人夫，所过州交替，人日支米二升。”[7]（卷175《食货志》）时间长了，政府肯定难以维持这样的雇佣开销。
由于差发和雇佣弊病过多、负担过重，沿边地区粮草运输最经常的办法还是支移。所谓支移就是令百姓缴纳赋税时，“移此输彼，移近输远”，是宋政府强加于百姓的一项额外负担。“支移本以便边饷，内郡罕用焉。”“陕西、河东用兵，民赋率多支移。”因此在沿边地区几乎属于经常性的徭役。有时百姓支移之远甚至达千里以上。宋哲宗时，规定陕西各等民户的支移标准，“以税赋户籍在第一等、第二等者支移三百里，三等、四等者二百里，五等一百里。” [7]（卷174《食货志》）
支移对百姓构成了极其沉重的负担，危害之大并不亚于差发。因而许多有识之士主张以和籴取而代之。如庆历年间范仲淹说：“臣窃见陕西数年以来，科率百端，民力大困，州县督责，不能存济。兵间最为民患者，是支移税赋。转般斛斗赴延州、保安军，山坡险恶，一路食物草料时常踊贵，人户往彼输纳，比别路所费三倍，比本处州县送纳所费五倍。害民若此，实非久计。臣等欲乞朝廷指挥都转运司体量，关辅今来灾旱，民力困乏，如边储有备，其二税与免支移。并边上入中斛斗，大段价高，出却京师见钱银绢万数浩瀚，亦令相度权于次边州军入中，所贵减得官中贵价。既次边有备，则每遇事宜稍慢，可以退那军马于次边就食粮草，既稍苏民疾，又不误军期。如此守边，庶为得策。”[13]（卷下《奏乞免关中支移二稅却乞于次边入中斛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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