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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粮商的粮食投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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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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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看清价格高低，也有利于中小商人入中粮草。专用实物或钱物搭配，买卖双方都不易确切掌握价格高低，官府的“加抬”、“加饶”、“虚估”往往偏高；中小商人资本有限，很难去远处支取茶盐等物进行长途贩运，只好将支取凭证卖掉，或者不再直接向官府入中；官府籴场开出的凭证过多，远远超过实物拥有量，凭证也不易出卖，中小商人更难以直接入中粮草了。由于宋朝政府的政策存在许多漏洞，对中小商人不利，豪商巨贾却有机可乘，大获厚利。据宋人记载：
自西北宿兵既多，馈饷不足，因募商人入中刍粟，度地里远近，增其虚估，给券，以茶偿之。后又益以东南缗钱、香药、象齿，谓之三税。而塞下急于兵食，欲广储峙，不受虚估，入中者以虚钱得实利，入况趋焉……而入中者非尽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钱，得券则转鬻於茶商或京师坐贾号交引铺者，获利无几。茶商及交引铺，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贸易，以射厚利，由是虚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贾，券之滞积，虽二三年茶不足以偿，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趋，边备日蹙，茶法大坏。景德中，丁谓为三司使，尝计其得失，以为边籴才及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十余万茶利尽归商贾，当时以为至论。厥后虽屡变以救之，然不能无弊。（注：《长篇》卷100，天圣元年正月壬午。）
庆历八年，河北路“沿边始废见钱入中，而以茶、盐、香药、见钱作四税；近里州郡，即依康定二年敕作三税。由是便籴州军积滞文钞至多，商贾不行，又为富室贱价收蓄，转取厚利，以至谷价增贵，米斗七百，甚至千钱”（注：韩琦：《安阳集·家传》卷4。）。 熙宁四年二月，王安石对宋神宗、文彦博、吴充说：
茶法本亦不善，须挟见钱、香药等乃能售。盖见钱、香药等已足办边籴，而茶乃更为贾人之累，以此小贾不能入中，惟大贾能之；惟大贾始能，则边籴之权制於大贾，此所以籴价常高，而官重费也。（注：《长编》卷220，熙宁四年二月戊辰。）
大商人操纵边籴之权，掠取高价，主要是宋朝政策造成的。这种情况，北宋、南宋都有，北宋时期最为严重。
4 利用承包之机，中饱私囊 宋朝政府收购军需粮草， 有时采用委托民间商人承包的方式，预贷粮款，由他们代理收购。像北宋时种世衡在陕北青涧城、熙河路的“结籴”、南宋张景荣兄弟为总领所收籴粮食等，都属于这种承包方式。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弊病之一，是有关的官吏“或与射利之民相为表里，贷以公帑，使营私利。取贵价于官，而以贱价籴之于民。专收其赢，利不及众”（注：《系年要录》卷100， 绍兴六年四月丙辰。）。当以官告、度牒等折价收购粮草时，也存在如下弊端：州县官员“容纵合干人并揽纳人于劝籴人户处乞取、辄受请托，入中伪揽（烂）湿恶不堪米斛”（注：《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16。）。
有得者必有失者。宋朝政府长期投入巨额钱物收购军需粮草，粮商从中得到厚利是确凿无疑的。然而从上面的考察来看，并不是所有粮商都得利丰厚。得利丰厚者主要是那些官吏家庭及与之勾结的大粮商，一般粮商获利较少。能否获得暴利，往往取决于能否大搞粮食投机。而能否大搞粮食投机，又往往取决于宋朝政策是否有疏漏和官商是否串通一气。
二 城市粮食贸易中的投机商
军需粮草的收购供应，是国家大事，粮商的投机行为尚且如此严重，那么，在一般的城市粮食贸易中，针对普通城市居民和农民的粮食投机，就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城市的粮食投机者，主要是米铺户、长途贩运商（包括地主）、米牙人。受害者主要是城市普通居民和城郊农民。
每当城市粮食短缺时，米铺户肯定趁机涨价。如宋宁宗时，湖北干旱，据知汉阳军的黄干说：“本军城下并汉口共三千家，除能自食者约千家，尚有二千家皆是贫乏籴食之人。米铺户乘此贵粜，日增米价，以困贫民。”（注：《勉斋集》卷30，《申京湖制置司辨汉阳军籴米事》。）在正常年景，这些人也惯于耍枰杆以取不义之财。例如，“衢州江山县峡口市山下祝大郎，富而不仁，其用斛斗权衡，巨细不一。”（注：《夷坚志补》卷7，《祝家潭》。 ）平江府常熟县直塘镇“仓廪帑库所贮钱米万计”的张五三，不仅诈骗外地粮商钱财，而且“常所用斗，大小各不同，凡十有三等”（注：《夷坚志补》卷7，《直塘风暴》。 ）。那些贪鄙之僧，也谙于此道。饶州城“沙棠庵一僧，正据案间阅算簿书，雷挟下而诛之，腰断为二，背上朱刻痕如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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