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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在西藏地方征税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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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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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在1268年、1287年和1335年，多次在西藏地方进行人口普查，以便完善赋税征收和力役摊派制度，为在西藏地方实施有效管理提供了坚实的经济保障。
《萨迦世系史》对忽必烈时期的西藏政策多有涉及，其中也包括是否征收赋税和摊派差役的问题。据载，早在1253年忽必烈与八思巴在六盘山会晤之后不久，曾下令“派人前往吐蕃地方摊派兵差、收取珍宝。”八思巴即以吐蕃地方地狭民贫为由，再三劝阻忽必烈不要在吐蕃地方摊派兵差。但是，忽必烈并未接受这些建议。次年（1254年），八思巴再次提出金字使者不得住宿僧舍，不得向僧人摊派乌拉差役和赋税，据说汗王一一答应下来。在忽必烈1264年颁布的“优礼僧人诏书”（即藏文诏书）中，忽必烈皇帝确实也郑重宣布，“对依律而行的僧人，无论军官、军人、守城官、达鲁花赤、金字使者皆不准欺凌，不准摊派兵差、赋税和劳役……。僧人之佛殿及僧舍，金字使者不可住宿，不可索取饮食及乌拉差役。寺庙所有的土地、河流和水磨等，无论如何不可夺占、掠夺，不可强买强卖。”（注：《萨迦世系史》（藏文本）第151-162页，汉译本第106-113页。）
在萨迦本钦钦旺尊(dbang brtson)担任宣政院的院使时期，曾经与格恰大平章(ge chag tavi phing jang)一起来到吐蕃地方，清查人户与赋税。（注：《朗氏宗谱》（藏文本）第161-162页，汉译本第115页。）同样，在1345年前来西藏地方的司徒答儿麻监藏(dar ma rgyal mtshan)、朵儿只唱副使(rdo rje lcam)、也先不花佥院(a san bho kha tshe dben)等人，除了审判案件、建立驿站和稳定阿里地区局势几项任务之外，还有另一项任务就是征收赋税。（注：《朗氏宗谱》（藏文本）第165-166页，汉译本第118页。）
元朝末年，帕木竹巴万户长降曲坚赞派人前往大都（今北京），给使者协饶多吉(shes rab rdo rje)、旺秋(dbang phyug)等人的任务包括：奏请“大司徒”的名号与印章，王户长的圆形银质印章，减免万户半数百姓的差税等。使者到达大都，见到宰相，并得到皇帝颁赐的圣旨，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在赋税方面，除了帕木竹巴万户属民所承担的驿站差役不能减免而外，其他一切差税都予减半。（注：《朗氏宗谱》（藏文本）第215-216页，汉译本第150-151页。）
当与萨迦本钦加瓦桑布发生争执时，降曲坚赞义正词严地为自己辨解，声称自己遵守皇帝的法律，征收以干梅朵(gan me tog)地区为代表的领地内巨细差税，诚实地完成法律所规定的义务，不应该被污蔑陷害。当他在仁蚌（今仁布）修建了一座宫室，在贡噶修建了一座城堡并引起萨迦派的嫉恨时，他仍然表白自己切实完成了朝廷规定的各项差税，因此并不担心皇上会降下命令他移交这些建筑的圣旨。（注：《朗氏宗谱》（藏文本）第285页，第303页；汉译本第195页，第207-208页。）由此可见，遵守朝廷的法律，切实履行征税任务是一个地方万户长应尽的义务。
四、元朝在西藏征收的税种和税额
元朝在蒙古地区是征收赋税的，元太宗窝阔台汗元年（1229年）八月己未，敕令蒙古人有马、牛、羊等牲畜者，百头抽一，且为“永制”。（注：《元史》卷2《太宗纪》。）在西域地区同样也是征收赋税的，只是征收方式有所不同，“西域人以丁计，出赋调，麻合没的滑剌西迷主之。”（注：《元史》卷2《太宗纪》。）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下令“命畏兀界内计亩输税”，（注：《元史》卷10《世祖纪》。）转变了征税方式。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肯定元朝在西藏和其他藏区也是征收赋税的。但是，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以及怎样的税额来征收，这是我们同样关心的问题。
《元史·地理志》记载：“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注：《元史》卷《地理志》。）这里既说明元朝对边疆地区管理的完善，也说明元朝在边疆地区采取了接近内地赋税差役制度。元成宗元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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