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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共有制家族的形成与演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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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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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能继续义居不散吗?答案是否定的。“义居”不可能持续不变，分家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首先，蚀灭“同财共居”的内部势力自始存在，不过初时由于形势需要使其“臣服”下来。陈崇在家法序言中明言其目的，是防范对立面：“恐昆云渐众，愚智不同，苟无敦睦之方，虑乖负荷之理”，诸端惩罚的条款，都是有所指而设的。对立面的人事活动，早已有之，此后也不会因家法的施行而不出现，更勿论行为败缺的不肖子孙所带来的破坏因素。家族的整体利益，与各成员个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可以缓解，但不会消除。当着管理不善，矛盾处理不当，或者不利于“义居”的客观因素增强的时候，个体利益的需求就会加剧，对“义居”的威胁也就增大。景德三年(1006年)，在外任官的陈延赏回德安老家，见族中“有不肖卑幼只崇私图……并不告知家长，擅将庄田卖在豪民户下”③。这件事说明，此时江州地区的土地买卖很活跃，已将严格禁止田产流散的“义门”卷进去了；其次，当地豪民的势力已经壮大，足以与陈氏“义门”竞争，胆敢买下其土地；第三，陈氏家内的管制已经不力，竟有“不肖”成员敢于作主出卖庄田。从家族义居的立场衡量，这是图私制的不义行为；站在个体立场上考虑，则是反对吃大锅饭的表现。义乱的危机感消失之后，经济繁荣带来的商业贸易活跃，发展个体的欲望必然增强。这是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义门”不可能例外。
其次，“义居”只能以务农耕作为基础。力农才能“义居”，对家族的依恋是与对土地的珍惜结合一体。满足粗衣淡饭，便会安居农亩。陆游训子说：“若能布衣草履，从事农圃，足迹不至城市，弥是佳事。关中村落有郑公庄，诸孙皆为农，张浮休过之，留诗云：‘儿童不识字，耕稼郑公庄’。仁宦不可常，不仁则农，无可憾也。”④因为仁不可常之失意而产生的隐归农念头，不会也不可能消降世人对读书出仁的追求。“义门”陈家的书院正在使更多的子弟读书应举，出仕为官的成员不断增加。仍在农耕的成员，足迹虽不入市，而市场的诱惑总会渗入“义门”中去。买卖活动一但开始，营利意识即刻增强。私财欲念势必与“义居共财”原则相冲突。“义门”的庄首等人，有“出入市廛买卖使钱”的机会，也就有“淫于酒色，行止耽滥，勾当败缺”的更大可能性。陈崇曾经留下遗训：“奇服异品，莫思玩好；钱财货利，莫视泥沙。”禁锢源于害怕，封闭只能有短期的相对的效应。闸门一但放开，便将思奇异，好财利，改善生活状态的欲望将从根本上否定钱货为“泥沙”的看法。
第三，“义居”是在动乱的背景中，在乡村偏僻地区滋生起来的。德安陈氏、浦江郑氏、金溪陆氏都是如此。北方的河中永乐姚氏“十世同居”，最紧要的客观条件也是贫穷与战乱。当此之际，如果一个家族的合力仍然显得很小，乡邻之间也会有团聚自保的要求和行动，剖腹术抚州乐安县的严陀寨就是一例。叶梦得曾经总结性地指出：“世道方难，衣冠士族骨肉相保者无几”⑤。叶氏的观点，和汪藻的评说完全一致，都与实际相符。义居团聚与深藏居险，是为着保全身家性命，因应坚难世道的产物。社会安定之后，城乡经济复苏发展，交通商贸繁盛，促使人们更多地参加社会交流，农村人口不断进入镇市谋生，不仅结寨固守已经没有必要，合族聚居也将动摇，商贸与仕宦成员增多，力求外向发展的欲望高涨，势必冲破闭而单调的“义门”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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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详见许怀林《陈氏家族的瓦解与“义门”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
② 《宋会要辑稿》礼十六之十三。
③ 民国二十三年崇阳庄修《义门陈氏大成宗谱》卷五。
④ 陆游《放翁家训》。魏郑公，指魏征、张浮休，指张鷟，丛书集成初编本。
⑤ 叶梦得《石林家训》，《说郛》七一。
第四，耕读结合的生活，由利于义居的因素转变为涣散义居的力量。“儿童不识字，耕稼郑公庄”，是技术低下、落后愚昧的表现。战乱的社会加上粗放的体力劳动，是“义居”乡间的客观条件。为训诲子弟孝顺而设的书院，有利于灌输伦理宗法知识，培养义居的思想观念。但是，儒家素来强调经世，“修身”为齐家、治国、平天下做准备，统治一旦稳定，开科取士了，乡绅富室乃至平民百姓都将注目科场。宋朝的举子与及第的人数比唐朝直线上升，成十倍的增加，正是社会需要推动出来的。江州陈氏庆历四年(1044年)应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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