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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共有制家族的形成与演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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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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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登科者45人，任朝官者18人，任地方官者209人，合计为272人①。他们都将离开祖庭，独立门户。这大批人是家族的精英，本应模范地实践孝弟伦理，维护“义居”，但是现实却是率先走出“义门”，追求富贵，给家族成员以强烈的诱惑。正如王述说栐枚对会稽县裘承询家族义居的评论说：“裘氏力农，无为士大夫者，所以能久聚而不散。苟有聚贵超显之人，则有非族长所能令者。况贵贱殊途，炎凉异趣，父子虽守之，子孙亦变之，义者将为不义矣。”②陈氏不仅有了士大夫子弟，而且是一大批，形成为一股强大的官僚势力，族长命令不了，家法在他们面前失却效力，他们具有进行命官与家族子孙双重身分，家长只能顺从这些命官，却管教不了这些子孙。他们给家族带来荣耀，同时导致“义居”的毁灭。出仕即不能共居，为官则必须私财。私财膨胀，爨众多，还能维持“义居”吗?
第五，“义居”日久，家族盛大，人口众多，客观上聚居合爨不成，必须分散生活。实行“室无私财，厨无异爨”生活的一大结果是，家族人口迅速增加。资料表明，江州陈氏的人口，唐昭宗顺元年(890年)为二百人，南唐昇元三年(939年)已经“宗族七百口”，北宋淳化元年(990年)“老幼千二百余口”咸平三年(1000年)“增至二千四七十八口”，到仁宗下令分家的嘉祐七年(1062年)是“萃族三千七百余口”。这些数字可能不准确，但是不必拘泥，它们证明陈家人口急剧增长一点是可信的。分家时拈阄分成二九一份，另外买田庄四十三份，合计三三四份，则是有州、县、乡或村庄名可查的。这说明陈氏家族具有特大规模，人口与共有的田产确实众多，而田庄分布的地域很广，“义门”老祖宗居住的村庄根本容纳不下，早已分散成许多个村庄了。如家法所示，在陈崇制定家法的唐末大顺年间，全族200人，已分立出了一个东佳庄，距祖屋20里。到北宋庆历年间，已经“以食指太繁，增分遗千余口往庄舍就食”，嘉祐三年(1058年)家族大聚会，“众思时节归侍遥远，聚会失期，似亏义气，告之宗长，乃创小屋五百间于东佳以处之，今之黄州庄回归院是也”③。如此安排子孙“归侍”，本家族的招待所要500间小屋，生动地说明“厨无异爨”已成过去，如今是灶有众厨了。分遣外出“就食”谋生的人数以千计，一年中只有几次回归省视，其经济收入即使仍然稽核，也将因地远难周，遥控不了，“室无私财”这个根本特征定将暗淡变色。有了百个仕宦在外和千余口就食庄舍两部分成员，陈氏的“义居”已名不副实。分家已成客观事实。
总而言之，家族内部的分解因素，随着家族的发展而滋长，乃至超过维系义居的力量，人多心杂，志向各异，靠低水平的均等生活以及封闭的农耕劳作，决难长久统一众人的思想要求。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之中，尤以私房利益之争更具瓦解力量，“溺妻子之私，以口语相谍，较货财之入，以争夺相倾”，必将走向兄弟分家，自立门户的结局。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日益增多的出仕子孙，他们游远州外县，待遇与地位都是居家务农者不可企及的。家族不可能要求出仕者降格生活，也遏制不住其他成员对他们的敬慕与妒嫉。“义居”仅仅是对农耕成员的控制，而追求美好生活已是不可阻挡的群从兄弟的强烈欲望。分家诏令适应了陈家内在需要，极盛的“义门”便一旦粉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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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为民国二十三年崇阳庄陈氏宗谱所记。按《宋史》卷一五五《选举一》，仁宗之朝有13举，进士4570人，平均每举351、53人，若陈氏庆历四年有45人中举，占平均数12％名以上。
② 王林《燕翼诒谋录》卷五，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8页。
③ 民国二十三年崇阳庄修《义门陈氏大成宗谱》卷五。
五、对家族同财义居的评议与实践上的转变
礼制是时代的产物，它因时代的变化而变通。传统的宗族观念伦理意识也将顺应潮流而不断出现更新。
家族共财义居的生活方式，能得到朝廷的旌赏，盖因其代替州县官府管束着大批人群，贯彻执行了政府的旨意，使他们忠顺职命，安处农村，交纳赋税，勤于生业，不去争讼。然而，保全家族与防范不肖子孙，可以是陈崇制定家法以维系义居的动机，也可以是宋仁宗限其分家诏令的诱因。一个久聚不分的盛大家族，既然可以补充官府的不足，也就可能转变为取代官府的割据势力。对宋朝统治者来说，要紧的百姓忠顺安分，能把忠孝与君父概念等同合一，与其有聚合而强固的家族群体，不如是分散而弱小的家族个体。倡导宗法与伦理观念，是要由家长专制过渡到君主专制。儒家经典中找不到家庭同时共食的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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