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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共有制家族的形成与演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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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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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总结，文、武、周、孔等圣贤的教导不反对小家庭私有制的发展。孝弟不等于吃大锅饭，讲伦理不等于家庭久聚不分，它可以在个体与小家庭中推行。
大约在江州陈氏“义门”彻底分家前后不久，司马光编写了《家范》十卷。他在卷一中说明其编写动机是：“诗称文王之德，曰笄盱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皆圣人正家以天下者也也。降及后世，爰自卿士以至匹夫，亦有家行隆美可可为人法者，今采集以为家范。”“刑”作型范、治理解。他认为周文王治家是为着“正天下”。凡人仿效圣人，也该治正好家庭，于是他把前人上对祖父母，下及子女妻妾、乳母，如何处理相互关系，怎样使言行符合身分、可为人法的治家事迹，编写成《家范》。然后依据《家范》的精神联系自己家庭的实际，写出《涑水家仪》，具体阐述了他的治家观点和做法。他认为：“事无大小毋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否则，“虽所执皆是，犹为不顺”，他提出了一系列男尊女卑的规定，如“男治外事，女治内事”，“妇女无故不窥中门”，最后定下“内外仆妾以供百役”的制度，以及惩罚他们的条文①。
司马光是特别重视总结历史经验的思想家、史学家，他编《家范》与编著《资治通鉴》的用意一样，是要“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所以专取“善可为法”的治家经验，推广开去“训俗”。司马光高度重视的是名分等级、制度，从各种家人关系中维护家长的专制权力。尽管他生活的年代与朝廷一再褒扬的江州陈氏“义门”等家族相连接，熟悉“义门”，根本不谈同财共炊问题，这表明，司马光对“室无私财、厨无异爨”持否定态度，或者说他不主张提倡、推广。司马光的观点是有代表性的，很多士大夫持相同看法，他们引进《家范》或《涑水家仪》，参照施行。
早在北齐时代，颜之推即语重心长地告诫世人：“兄弟之际，异于他人，望深则易怨，地亲则易弭(王国维曰：弭当之误，之言衅。)……兄弟不睦，则子侄不爱；子弟不爱，则群从疏薄。……娣姒者，多争之地也。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归四海，感霜露而相思，伫日月之相望也。”②兄弟分家，各处一方，无琐碎家务私利之争，有双亲抚育、手足依恃之念，利弊相较，聚居在一处不如各归四海。
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认为：“治天下有本，身之谓也，治天下有则，家之谓也。……家难而天下易，家新而天下疏也。(朱熹注：亲者难处，疏者易裁。)”③
家亲而难处，同财共炊就更难处。尽管在特定的社会环境里有过同财共炊的“义门”实例，然而人们权衡利弊，面对事实，仍是主张分家，袁采告诉人们：“兄弟义居，固世之美事。然其间有一人早亡，诸父与子侄，其爱稍疏，其心未必均齐，为长而欺瞒其幼者有之，为而悖慢其长者有之。顾见义居而交争，其相疾有甚于路人者。前日美事，乃不甚美矣。故兄弟当分，宜早有所定。兄弟相爱，虽异居异财，亦不害为孝义。一有交争，则孝义何在?”④袁采的这篇“俗训”，南宋时公认为可以厚人伦而美习俗，有“息争省刑”的效益，遂称之为“世范”。简言之，分家不害为孝义。不论是理念原则还是社会实践，都没有把同财义居作为理想境界而企求。朝廷旌表“义门”，却不强制推行，提倡孝弟，并且通过法制去维护纲常伦理，却不把“义居”当作法定的家庭模式。
注意到上述端之后，我们再看看问题的另一方面。“义门”是唐宋时代社会土壤里长成的，是整修传统文化滋养起来的，江州陈氏等“义门”瓦解了，消失了，“义门”的社会影响还在。它与敬宗收族、铭记祖德、强化伦理、维护族权等要求，是相得益彰的；对养老扶幼，也是有利的；与高涨中的理学思潮，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和族权联在一起的族产，作为原始共有利的残存形态，有亲族血缘意识滋养，含有祭祖恤贫的公共效益，决不会很快地消失。于是，一些变异中的同财共食家族仍然可以看见。解州闻嘉赵鼎家庭是个例证。赵鼎写有《家训笔录》三十项，规定了家族的生活制度。其中写明赵家实施“同族义居”，“应本家田产等，子子孙孙并不许分割”，“岁收租课，诸位计口分给，不论长幼俱为一等”。
但是，赵家的财产共有很不彻底，是半截子的。他要求子弟中“士宦稍达，俸人优厚，自置田产”的，应把余财均济用度足者，“然不欲立为定式，此在人义风何如耳”。赵鼎还说明：“他日吾百年之后，除田产房廊不许分割外，应吾所有资财，依诸子法分给。”
他们家族要求“同处居住”，目的只是“所贵不远垅”。因仕宦罢官，也可于别处寄居。各个小家庭都有私财，没有实行“合食”的生活。总之，赵鼎家庭的“义居”，不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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