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以上两个原因，至元等则中各类田的秋粮额和咸淳等则相比，相差很大。南宋末年交纳秋粮一斗(文思院斛)，到了至元年间，折合成省斛6升8合5勺。再除免三分，就变成4升7合9勺5抄⒅。以永丰乡民田一等为例，南宋末每亩田税为1斗4升2合7勺，到至元间折合省斛便成为9升7合7勺4抄9撮；再减免三分，打个七折，就成为6升8合4勺2抄5撮了。永丰乡的其他等级和其余四乡各等级的税粮额，都可以此类推。

    元代后期，浙东各地普遍实行核田定税⒆。至正十九年(1359)，韩谏任上虞县尹，“议履亩以计田定赋而差役，思以均齐其民．其法每田一区，亩至百十，随其广袤高下形势，标其号若干，画为之图曰鱼鳞，以鱼鳞条号第载简册曰流水，每号署图一纸，其四至业佃姓名，俾执为券曰乌由。集各号所载得亩若干曰保总，集各保所积得亩若干曰都总。又自各都流水类攒户第其实管田数日鼠尾，小大相承，多寡分合，有条而不紊，为法可谓密矣”。“由是积弊以革，民瘼以苏，贫富适均，征差有则，民输惟期，岁人用足。”⒇本书所载“至正十九年归类田粮等则”，无疑就是这一次核田的结果。需要说明的是，这时包括上虞在内的绍兴地区，已经处于方国珍控制之下。方国珍是浙东台州路黄岩县(今浙江黄岩)人，至正八年(1348)起兵海上，后来归附元朝，但实际上是割据一方的封建势力。对于方国珍管辖地区内的社会状况，迄今缺乏研究，至正十九年核田定赋之事，可为此提供若干资料。

试以至正十九年等则与至元等则相比较，可以发现有两个明显的区别：一个是以乡为单位分等征收改为以都为单位分等征收，有的甚至以保为单位分等征收。另一个是由四等改为三等。元朝的基层组织，县以下是乡，乡以下是都，都以下有里、保、村。县、乡、都三级各地都是相同的，都以下的设置各地不尽相同。以乡为单位分等征收，改为以都、保为单位分等征收，意味着征收标准更加细致，显然更能反映土地的肥瘠程度。

三

    元延祐七年(1320)的一件官方文书中说，江南“田地有高低，纳粮底则例有三、二十等，不均匀一般”[21]。分等征税，是元代江南税粮不同于北方的一大特点。元代北方地税每亩三升，是划一的。江南税粮则各地有不同的等级。如昆山(今江苏昆山)“悉以上中下三等八则计亩起科”[22]。常熟(今江苏常熟)亦同[23]。徽州路(今安徽南部)“一州五县税则，婺源六乡四十都田，但分上中下早晚凡六色，祁门六乡、黟县四乡田，但分上、中、下、次下、次不及凡五色，惟歙县十六乡三十七都田，四色之外，又有所谓天荒田、荒田、沙涨田、众荒田、水冲破田”。徽州路的税粮，是在元朝统一之初，因“无所依据”，用税钱折合的，比较复杂。各县、州每亩税钱不等，秋苗米相差也很大。但可以肯定的是，各州、县均分色(等)征收，并不划一。可惜的是，现有文献只有部分县、乡“上田”的秋苗米数额[24]。歙县明德乡上田每亩税钱一百八十文，凡五亩二角为钱一贯，科夏税丝六两三钱一分四厘，绵一两四钱一分七厘，茶租中统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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