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咸淳年间推排等则”“用文思院园斛”⑧。文思院原是宫廷器物制作场，后来职能扩大，承担度量衡器的制作⑨。“文思院园斛”便是文思院制作的标准量器，在宋代广泛使用。元平江南以后在至元二十年(1283)五月，“颁行宋文思院小口斛”⑩。可见文思院园斛仍继续沿用。但没有多久，中书省便另颁量器，称为“省斛”⑾。“省斛”比“文思院园斛”大。过去我们讨论“文思院斛”与“省斛”关系时，曾指出当时有两种比例：一种是文思院斛一石折省斛七斗，亦即十与七之比。一种是文思院斛一斗五升折合省斛一斗，亦即十五与十之比⑿。按照后一种比例折算，文思院斛合省斛六升六合强。本书则提出了另一种比例：“至元年间抄籍后等则”“用省降方斛，假如文思院斛米一斗，展(?)省斛米六升八合五勺。”⒀正好在上述两种比例之间，上虞县通行的这一折合比例，我们在昌国州(今浙江定海)也可看到。昌国州秋税“该征二千八百三十一石六斗八升二合三勺，此文思院斛。以今省降斛折之，止该一千九百三十九石七斗一合”⒁。正好合上虞的比例。这就是说，在江南，征收税粮时，以文思院斛折合省斛，有三种不同的比例，因地区不同而差异。本书所载“至元等则”是按省斛计算的。这样，从具体数额来说，比起南宋的等则来，就减少了三分之一左右。

    总起来说，元代前期江南地区两种量器系统同时存在，一种是文思院斛，一种是省斛。但官府征收税粮时，显然都以省斛为准，文思院斛都要折合为省斛。所谓“省斛”，应是元朝政府沿用金代的量器系统，原来行于北方，统一后又逐步推行到南方。元代北方并不存在两种量器系统。《元史·食货志·税粮》说：江南税粮，“其输米者，止用宋斗斛，盖以宋一石当今七斗故也”。这段话是很不确切的。江南税粮，在忽必烈时代，作为过渡，两种量器系统并行，但已经以省斛为主。到了元中期，文思院斛系统实际上已逐渐消失。而且，文思院斗斛和“今”斗的折算有三种比例，“一石”当“七斗”只是其中之一。

    折合之外，又有减征。本书“至元年间抄籍后等则”下注，当地税粮，“除免三分，实征七分”。另一处说：“世祖皇带悯念越民旧赋之重，岁纳秋粮，以十分为率，永蠲三分。德之至渥，万民感赖。”⒂在现存其他元代文献中，我们看到减免税粮三分的记载，有以下两次：至元二十年(1283)十月，忽必烈颁诏：“江淮百姓生受，至元二十年合征租税，以十分为率，减免三分。”⒃但这次减免，明显仅限于至元二十年。至元三十一年成宗即位时颁布的诏书中说：“诸色户计秋粮已减三分，其江淮以南至元三十一年夏税，特免一年，已纳官者，准充下年数目。”⒄“诸色户”应就全国范围而言，减免的秋粮应与夏税相同，亦限于当年。显然，这两条记载都不足以证明元朝政府曾对江南税粮“永蠲三分”。从上引本书记载来看，这是忽必烈“悯念越民旧赋之重”而采取的一项“德政”，很可能是仅限于绍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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