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上虞县五乡水利本末》所载至元等则和至正等则，是现在已知元代江南最完整的税粮分等征收的资料。它详细叙述了各乡(至正等则是都、保)分等征收税粮的情况，这是其他同类记载中没有的。而且，它清楚地说明了与南宋粮税的继承关系，这在江南是有代表性的，不像徽州路的秋粮，是元平江南以后新定的。从上虞县五乡的情况来看，至元等则中民田每亩税粮最低为4升3合，最高为6升9合；至正等则最低为4升，最高为7升；上下差别是不大的。《水利本末》一处记载：“邑所垦田大率三十三万亩，公赋一万八千斛。濒湖五乡为田三之一，而粮乃当大半。盖因田为湖，租未尝减，再包湖面不耕之地，故赋视他乡为特重(上山诸乡每亩止科二升、三升，下五乡每亩起科六升、七升)。”[26]可知上虞县其余各乡税粮比濒湖五乡要低得多，但六升、七升应指上等田而言，并非平均数。

与绍兴路毗邻的是庆元路，有民田19 675顷强，交纳秋粮米70 173石强。按此折算，每顷纳米3石5斗强，每亩纳3升5合强。但庆元路各州县情况很不相同，请看下表[27]：

    以绍兴路上虞县和庆元路相比较，可以认为，浙东一带每亩民田秋粮额数，自2升至7升不等，其平均数应在3、4升之间。江南其他地区民田秋粮数额，应与此相去不远。当时北方民田每亩税粮三升，南、北实际上是差不多的。南方民田的亩产量普遍比北方高，看起来南方百姓似乎负担轻些。但元朝政府在江南很多地区另征夏税[28]，民田税粮，包括夏、秋二税，这样一来，就比北方重多了。顺便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延祐七年(1320)四月，元朝政府决定增加江南田赋，“除福建、两广外，其余两浙、江东、江西、湖南、湖北、两淮、荆湖这几处，验着纳粮民田见科粮数，一斗上添答二升”[29]。如此则江南税粮应增加百分之二十，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不少论著以此作为元朝政府加重剥削的例子。但是，以上虞五乡的“至元等则”和“至正等则”相比较，显然变化不大，看不出增加百分之二十的迹象。这个决定是否真正贯彻执行，还是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以上讨论的是民田税粮。“至元等则”中只涉及民田，实际上五乡有不少官田。据载，五乡共有土地13．9万余亩，其中官田2 300余亩[30]。“至正等则”中民田之外，有义役官田、官田、万年庄田、湖田、葑田、荡地田。所谓义役官田，应是实行“助役法”时强行从民间抽取的土地。元代差役繁重，应役者往往因此破产。元代中期，政府“命江南民户有田一顷之上者，于所输税外，每顷量出助役之田，具书于册，里正以次掌之，岁收其人，以助充役之费”[31]。“助役”在民间又称“义役”。推行“助役法”后，许多地方“助役之田”实际上“入于官”[32]，这就成了义役官田。万年庄田情况不明，疑应是没收入官的土地，设官管理，当然也是官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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