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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期福建经济的地域性与米谷供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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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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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存在个别根本没有加入地域间经济交流的地域。
能够反映南宋时期南剑州米谷供求实际状况的资料不太多，仅仅留下5个县当中一些地区的部分记载。这些资料显示整个南剑州的米谷供求基本上达到了自给自足。例如：两宋之际的杨时(1053～1135)曾论及南剑州西部将乐县的情况：“将溪据闽之上游，地险而隘，而崇山大陵为郭郛，惊湍激流为沟池，鱼稻果蔬与凡资身之具，无所仰而足”[63]。将溪经由南剑州的顺昌县流经将乐县，一直到邵武军建宁县。在它的沿岸地域，米谷基本可以自足。他进一步指出，不仅局限在米谷供应上，在果实、菜蔬、鱼类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上，也同样达到了自给自足的程度。沙县同样也可以自给粮食。与杨时(1053～1135)同时期的李纲(1083～1140)这样描写沙县一带，“沙阳虽僻左，风土冠闽城，谁知乱山里，有此膏壤平?邑屋号华丽，溪山倍澄明……食饶鱼稻米，荫有松竹清”[64]。按照李纲的说法，沙县在很多方面都很富饶。他甚至还说沙县的风土在福建一带属第一，粮食也很丰裕。虽然所载情形仅限于北宋末到南宋初这段时间，如果综合考虑李纲出生在与南剑州接壤的邵武军，他的说法应该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到了南宋中期及其以后，将乐县、沙县等南剑州地区的粮食供求情况发生了变化，可以说是相当不稳定。关于这一时期将乐县附近的粮食供求情况，生活在南宋后半期的方大琮(1183～1247)发表了与杨时(1053～1135)全然不同的见解。方大琮在《劝农文》中指出，从高地到平地毫无保留地开辟了田土，该地才勉强达到自给的程度。[65]他又指出之所以可以勉强自给也是靠当地农民下功夫进行农耕的结果。[66]当然因为这种观点是在《劝农文》中出现，所以可以推测，为了提高农民的农耕积极性，存在一些夸张的成分。即便如此，杨时(1053～1135)和方大琮之间，在对将乐一带米谷供求情况的观察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由此大略可以推测，虽然在整个南宋时期，这个地域米谷供求状况基本上接近自给，但从南宋初至南宋后半期，米谷供给情况渐趋不稳定。
2、福州和兴化军、泉州
现在先讨论福州、兴化军、泉州等地的粮食供求情况[67]。关于这些地区的米粮供求状况，眞德秀(1178～1235)曾说；“福与兴、泉，土产素薄，虽当上熟，仅及半年，全仰南北之商，转贩以给”[68]。根据他的记载，漳州以外的下四州其它地区的粮食供应极度糟糕：别说荒年，即使是丰收的年份，粮食供应也仅能达到需求量的一半。粮食供应不足，这些地区只能从外地购入粮食。上面引文提到的所谓南北，就是指浙西及两广一带。[69]其中从两广流入的粮食占绝对多的比重。这在“又福、泉、兴化三郡，全仰广米以赡军民”这一记录中如实地反映出来。[70]漳州以外的下四州的米谷完全不能达到自给的程度。
在下四州中，位于最北方的地域是福州。生活于南宋中叶的卫泾对福州地区农业环境有如下描述，“邑十有二，濒海者三之一，负山者过其半。负山之田岁一收，濒海之稻岁两获。民无甚贫而亦无甚富”。[71]《淳熙三山志》中也有对福州农业条件的记载：“福州诸县，所在多是高仰山田，水泽易涸。踰旬不雨，卽以旱告”。[72]可见因为该地农田大部分位于山间，所以有很多不利于农耕的因素。卫泾提到福州沿海地域种植两季稻；但即使可以种植两季稻，其产量极为有限。[73]与刘爚(1144—1216)“田或两收，号再有秋，其实甚薄，不如一获”的看法基本一致。[74]
由于山地多、农田狭小，再加上农耕条件恶劣，福州地域的米谷供给极其不足。“三山产米，不足于食，例招籴于广”[75]，“福之为州，土狭人稠，岁虽大熟，食且不足”[76]，此外，“岁小俭，谷价海涌，南北舰囷载欻至”[77]，也反映出该地米价处于相当不稳定的状态。
但在南宋时期并不是整个福州地区的米谷供给都是如此。如前所述福州设有12个县，其中位于南部的永福县基本可以自给。从方大琮(1183～1247)与永福知县的谈话中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他说如果米不外流，坚持到第二年青黄不接时期也没有多大问题，这就表明当地米粮可以自给。[78]他还指出永福县为“山邑，亦为产米处”[79]。与永福县邻接的福清县，情况则完全不同。福清县的农业生产条件恶劣，粮食供给不足，所以民俗也变得刻薄了。[80]总之，虽同属于福州，在米谷供应上各地区之间也存在相当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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