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南宋时期福建经济的地域性与米谷供求情况 |
 |
时间：2009-7-24 13:52:34 来源：不详
|
|
|
、南剑州、汀州、邵武军称为上四州，而把福州、兴化军、泉州、漳州称为下四州，至今学术界的不少专家仍沿袭这种划分法。上四州和下四州的划分，是理解福建区域经济的有效尺度。但若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可以发现当时的汀州、漳州属于与上四州、下四州的其它地区完全不同的经济圈。汀州和漳州与其它福建地域不同，开发非常缓慢，在农业和工商业方面也具有相当不同的构造。所以，南宋时期福建地域应划分为建宁府、南剑州、邵武军，福州、兴化军、泉州，以及汀州和漳州等三个区域。
从整体上看，南宋时期福建地域的食粮问题极其恶劣。但并不是福建地域的所有地方都处于同一状态。除汀州之外，上四州其它地域大体上达到了自给米谷的程度。而福州、兴化军、泉州等下四州的情况较糟：各自内部存在相当的地域差异，总体而言粮食供应普遍都很困难。汀州和漳州粮食的产量可能相当不足，但该地区不依靠外地的帮助，依靠本地的土产仍能勉强自给。
要理解南宋时期各地的粮食供求状况，必须考虑以下几点。第一，不管米谷供求上的有余与否，当时大多数地区都受到了气候异常所引起的灾荒的绝对影响，因此。在本文中设定为米谷自给区的建宁府一带，如果遇到荒年，也得从广东及两浙等地输入大量的米谷。[107]这种因丰歉对米谷供给所造成的不同影响，不仅仅局限在福建一带。即便是当时被称为产米之乡的江西及湖南等地，尽管米谷供给比较充裕，对外输出大量米谷，倘若遇到荒年，同样不能自给米谷。[108]甚至是被称为“苏湖熟，天下足”的最大谷仓的浙西地域，如果遇到气候不好的年份，也会陷入极度的困境。[109]此外，福建地域丰年米价不超过每石一贯，有时只有300文。[110]这就表明当时各地区粮食不足或过剩的状况，会受到因气候所引起的丰收或灾荒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第二，当时所谓的米谷自给是以人们基本上把青黄不接时期一定程度上的米谷不足现象看成是理所当然为前提的。比如：真德秀(1178—1235)认为，建宁府是只依靠土产，不从外地输入米谷的自给地域。[111]但对建宁府管内的建阳县，他曾经留下这样的记载，“岁五六月，旧谷没新谷未升，邑人妇子，然无所于粜，县大夫熟视无策”[112]其实，在南宋时期，建阳县是建宁府中最主要的米粮生产基地之一。[113]即便是这个建阳县，在青黄不接时，其米谷供应也如此困难。真德秀尽管指出了建宁府在青黄不接时存在米谷供应困难，但仍然把它视为米谷自给地域。类似的见解又见于方大琮有关南剑州的著作里。根据他的记载，包括南剑州的上四州是“闽上四州，产米最多……产米有余之邦”。[114]他提到南剑州的将乐县是“仅足自食，输官之余，粜不出境”的地方。[115]但是，他也记录了将乐县在青黄未接时期，在食粮供给上经历着严重的困难。[116]由此可知，不管是眞德秀还是方大琮，在判断粮食供给是否充足问题时，基本上没有考虑到青黄不接时期的米粮供给情况。[117]
第三，地主与佃户的关系，或乡村上户们的动向也是影响各地米谷供给情况的重要因素。下面这则关于建宁府浦城县的事例便反映了这种情况，[118]13世纪初的某年二月，眞德秀视察浦城县一带的农村，发现当时米谷供应紧张。他了解到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富豪们为了抬高米价囤积米谷。眞德秀还发现该县其它地方的情况却截然不同：每升米的价钱不过14文。这是当地一位陈姓儒生低价出售米谷带来的结果，并且使得三都数千人受惠。另外，南宋中叶的黄榦曾指出，建宁府一带遇到灾荒年，“大家必闭仓以俟高价，小民亦群起杀人以取其米”，[119]也真实地反映了这种情况。地主阶层的活动不仅影响了各地米谷的价格，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粮食供求状况。
那么福建从何地补充不足的粮食呢?对此，赵汝愚(1140～1196)曾有记载，“本路地狭人稠，虽上熟之年，犹仰客舟兴贩二广及浙西米，前来出粜”[120]，明确指出两广和浙西地区是福建的主要米粮供给地。在福建，把从两广及浙西运米谷的商人称为“南北舟”[121]或“南北之商”。[122]当然，除了两广地域和浙西外，浙东等地也有向福建供给米谷的事例，[123]但所提供的数量远远比不上两广和浙西。在两广和浙西中，福建人主要依赖的米谷供给地是两广地域。“完全依存广南的船舶”[124]，“异时富家南舡送，操谷价低昂之柄。”[125]从广南一带所输入的米谷，占福建社会所需食粮的较大比重，甚至达到了“南船不至城无米”[126]或“闽地狭田少，岁积广米，每患客舟不时至”[127]的程度。虽然不能忽视从浙西地域输入的米谷数量，但福建地域输入米谷的大宗还是来自两广地域。13世纪前后的人物李曾伯上奏说：“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