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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秦汉时代的交换经济和自然经济，自由民小农和依附性佃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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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4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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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根蟠同志说：“我国秦汉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有农民，有地主，他们经营的内容和规模有很大的区别，但其经济构成基本上都是自然经济（主要指自给性生产）与商品经济（主要指商品性生产和商业活动）的结合。”
小农经济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耕织结合，春秋战国之际以来它一再为人们所称引和强调。《尉缭子·治本》说：‘夫在芸耨，妻在机杼，民无二事，则有储蓄。’…就是这种耕织结合的典型描述。商鞅变法规定‘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第一次明确把耕织作为农民的本业。汉代皇帝的诏书多‘农桑’并提，地方官吏也把耕织结合作为劝农的基本模式。不从事家庭纺织而买衣穿的农家是存在的，但不能夸大其数量。战国秦汉农民也有从事专业化商品生产的，不过并不多见。”
“战国秦汉的地主经济也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依照结合形式和内容的不同，根蟠同志把战国秦汉的地主，分为两个类型。一个类型是“田庄型”。他举出樊重的田庄。崔寔“《四民月令》描述的地主田庄，也属于这种类型。”这一类型的田庄，多是以经营大田农业为主，“他虽然也从事货殖活动，但经营活动的立足点是自我满足各种需要，…以致能够作到‘闭门成市’”。那些“中小地主生产规模不会有这么大，经营项目也不会有这么多，但恐怕多数以自给性生产为主，可以划归这一类型。”
另一类型是“货殖型”。他们“从事大规模的商品生产。”根蟠同志举出《西京杂记》所载陈广汉资业。在他的田庄里生产多种产品，“这些产品应该主要是为出卖赢利而生产的，但从种类的繁多并以粮食为大宗看，其中包含了自给性生产，或则竟是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的。”
根蟠同志又讲到《史记·货殖列传》里的商人地主。他说：“《史记·货殖列传》列举了不少以‘千亩’、‘千石’、‘千足’计算单位的大规模商品性农牧林渔生产项目，其经营者应该就是‘贷殖型’的地主。不过这是为了计算‘富比王侯’收入可‘与千户侯等’的假设数字，并不能认为它是普遍存在的形态，也不能认为都是纯粹专业化的商品经营。其实，即使是《史记》、《汉书》的《货殖列传》中所记载的大商人和工商业家，也不是经营单一的项目，而是同时经营多种项目，并往往多兼管农业。……对这类货殖家，司马迁以‘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即以经营工商业发财致富，又以兼营农业作为基础和保障）来总括之，说明他们也是以某种自给性生产为依托的。”
根蟠同志说：“总之，战国秦汉时代，无论农民还是地主，其经济构成都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从总体上看，主要从事自给生产的农民数量最多，是社会的基本生产者。在地主中，也以从事自给性生产为主的‘田庄型’地主为多；即使是‘货殖型’地主，也往往要在一定程度依托于自给性生产。因此，这个社会尽管商品经济有长足的发展，仍然属于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
以上是根蟠同志的观点和认识。他的基本观点和认识是：我国秦汉社会尽管商品经济有长足的发展，但仍然属于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
下面说说我的观点和认识。
我认为：战国秦汉时期，城市和城市交换经济是十分发达和繁荣的。城市交换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有主导的地位，支配的地位。整个社会的走向、发展规律，是在城市交换经济的主导和支配下向前走动的。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变化，是被动的、被支配的。农民失丢土地，破产流亡或流落山泽，或流落城市为无业游民，或卖为奴隶，都是交换经济迫使之然的。战国秦汉时代，是城市支配农村的时代，是农村受城市支配的时代。
下面再作点申述：
第一、城市交换经济的发达和繁荣
春秋战国时期，是城市和交换经济显著发展的时期。齐地靠海，有鱼盐之利。这里的纺织业也是很早就很发达的。鱼、盐、纺织品，吸引各地人物“襁至而辐凑”、“敛袂而往朝”，使得齐地生产的“冠带衣履天下”（注：《史记·货殖列传》。）。交换的发展，引发货物集散地的兴起，城市兴起。战国时期，已是“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战国策·赵策三》）。万家。就是五万人的城市。大城市有到几万户的。如齐的“临淄之中七万户”（《战国策·齐策一》）。户以五口计，是35万口。
战国时期，一个信奉神农之言，以自食其力为标榜的自足自给的小农集体已是“纷纷然与百工交易”才能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见《孟子·滕文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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